她说：“您可能会有继发性反应：贫血、焦虑、低烧。”
“今天晚上我得去里约。”雷伊娜说道。
“想都不要想！几个月之内，您必须忘记旅行的事情。
您需要有人在旁边照顾。您发生的事情是严重的。““大夫，有人在里约等着我呢。他飞了几千公里要看我啊。”
“既然他能去里约，那就能来布宜诺斯艾利斯。很有可能我们必须多次进行化验。”
“如果不管怎样我去旅行呢，那能发生什么事情？”
“不知道。我不能猜测。雷米丝小姐，您遭受到的性侵犯来自一个病重的人。
您想想会有怎样的后果吧。”
“这事还要拖延多长时间？”
“幸运的话，还要几个月。”
“我从来不走运。这样的话，要多长时间？”
“也许一辈子。”
她恨那套单元房，现在她得回去。她恨楼梯的镀铬栏杆、静悄悄的电梯、死尸一样灰白的墙壁、冷冰冰的房间、镜子。她恨楼下街道空旷的气氛、平安无事的黑夜压迫，只有不幸除外。她可以呆在大草原的露天里，一切都比这座城市的核心来得纯洁；城里的白天有一种实际的生命活力，夜里是真正死亡的压力。但是，她现在不能离去。她也没有地方可去。母亲会对她说：“我们为了照顾你、教育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你怎么能这么想呢？难道我们的家不也是你的家？难道你不喜欢礼拜天跟你父亲去农场？不喜欢骑上那匹专门为你喂养的枣红马？”雷伊娜一想到回老家，她就害怕起来，其恐惧程度超过疾病和贫困：不能独立自主，回归到少女状态，回到一切都要顺从的修道院去，回到遵守女院长的严厉规矩的生活去。平坦的天空之上，惟一的主宰者是上帝。思想自由之火熄灭了：不许思考什么孪生的救世主；不许思考一个根据女性原则创造的世界；不许思考穷人终将战胜有权有势的人们。
没有自由，就只剩下了不满与不幸；她不再是她做主，而是一切服从母亲。不行！
必须赶紧回那个她仇恨的单元房去，因为就在那个她很想摧毁和烧掉的床边，有电话；赫尔曼会打来的，如果他还没有打过来的话。
录音电话上的小灯表明没有信息。雷伊娜拿起话筒检查一下线路是不是正常；她不耐烦地拨了113 ，里面有个单调的声音播报着时间的呼吸：十一点，十六分，四十秒。出什么事情了吗？难道赫尔曼还在睡觉？应该坚持打下去。
差不多就在两天前她和他还按计划顺畅地交谈过呢。再打一次，另一端，电话机愤怒地跳起来。她对着话筒说道：“亲爱的，亲爱的，”她感到声音悄悄在颤动，呼出一口气，镇定一下。她说：“我在家里，等着你给我打电话。我不能去里约了。
听清楚了没有？我去不成。相反，如果咱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见面，那会让我非常快活。我需要你。我爱你。”
她刚挂上电话，有人敲门。真奇怪！在这个家，孤独一向是永久性的，孤独是常规，因此门铃的响声吓了她一跳。
惟一来访过的人，就是卡马格，一两次而已。通过门上的窥视孔，她认出那是邮递员：身穿蓝色制服，上面绣有黄色交叉字母。一切陌生的东西都让她觉得是死亡的前兆。不仅是因为两天前的夜里有人传染给她性病；而且传染给她恶性妄想狂，一种她不知道如何隐藏的脆弱本能。
她问邮递员：“你要干什么？”
“送电报。”一个坦率、正派的声音回答说。她怎么能猜得出是不是强奸犯又回来了呢。
“从门下塞进来吧。”
“需要签字。”
“塞进来！看了以后，我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