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韵律分析，乐曲中间有一句据称出自孔子的警句。目前，我正把那次练习从头至尾再细细过一遍，也就是说，我要彻底研究每一个乐句，将其从游戏的语言重新翻译回原来的语言，还原成本来的模样，不论是数学、装饰学、中文、希腊文，还是任何别的东西。至少这一回我想竭尽全力把这场玻璃球游戏的全部内容一层层作出彻底研究，再加以重新构建。我已完成了第一部分工作，花了两年的工夫。毫无疑问，我还得为此再付出几年光阴。我们既然已经获得卡斯塔里闻名遐尔的研究自由，我就打算尽量利用。反对意见我已听得耳熟能详了。大多数老师大都会说：我们费了许多世纪的时间才发明了玻璃球游戏，并进而把它营造成一种能够表达一切精神概念和一切艺术价值的万有语言和方法，把它化为了衡量一切的共同尺度。如今你却要重头复核一遍，以判断其正确与否！你将会为此付出一辈子的时间，到头来后悔莫及。
“是的，我不想为此付出一辈子的时间，更不想后悔莫及。这才来求你的。因为你现在是游戏档案室的工作人员，我又出于特殊原因还想再避开华尔采尔一段时间，我想请你经常替我查询和答复相当数量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把档案室现存的形形色色主题的有关谱号和符号——以未经压缩简略的形式——抄写一份给我。
我就指望你了，还希望你也同样要求我，凡有效劳之处，一定尽心尽力。“
也许在这里再引用克乃西特另一封信的片断并无不当之处，这封信也涉及了玻璃球游戏的问题，尽管信是写给音乐大师的，而且比那封给德格拉里乌斯的信至少晚了一年或者两年之久。“据我想象，”克乃西特在给他恩人的信里写道，“一个人即或对玻璃球游戏的真正神秘内涵及其终极意义缺乏预感和想象，他也可能成为一个技巧熟练的游戏能手，甚至是一位真正称职的玻璃球游戏大师的。是的，还有一种可能情况是：恰恰是某个能够预感和认识游戏真谛的人，会成为玻璃球游戏的危险敌人，倘若让他担任游戏领导或者指导游戏的专家的话。因为擅长窥探游戏内部秘密的人，最终定能窥见大一与万有，可以进人永恒常存的永恒呼吸的深处，可以自我圆满而不外求。因而，凡是体验到了玻璃球游戏终极意义的人，也可能就不再是玻璃球游戏者了。他也可能由于品味过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愉悦和狂喜，而不再牵挂世俗世界，也不再能够发明、构建和联结了。我感到自己业已接近领悟玻璃球游戏的意义，因此不论对我自己，还是对别人来说，我最好不以玻璃球游戏作自己的专职，而改而从事音乐才对。”
音乐大师读信后，显然对这番表白颇感不安，一反极少写信的常态，给克乃西特写了一封长信，作为友谊的忠告。“很好啊，你不想再当玻璃球游戏能手了，当一个人已成为一个你所认识意义上的‘神秘主义者’的时候，我希望，你写下这些不是为了讽刺挖苦。一个只管注意自己能否非常接近‘最深内在意义’的游戏能手或者教师，他大概将会是一个十分糟糕的老师。以我为例，坦白说吧，我一辈子也没有对我的学生说过一个关于音乐‘意义’的字。倘若有过这样的内容，那也是不言而喻而毋需我说的。相反的，我倒经常要他们十分重视正确而优美地计算和演奏八分之一拍和十六分之一拍。无论你是教师、学者或者音乐家，都得尊重‘意义’，但是意义是不可能传授的。从前有许多历史学家败坏了半数的世界历史，就因为他们想在著作中传授‘意义’，他们揭露副刊文字年代就是要人们分担已流鲜血的数量。倘若让我向学生介绍荷马或者希腊悲剧的话，我大概不会试图在心灵上施加影响地对他们说，诗乃是神明的一种显形形式，而将尽力让他们精确认识诗的语言和韵律技巧。教师或者学者的工作是研究技巧，开发流传下来的遗产，维护研究方式方法的纯洁性，而不是去传授那些不可传授的激动人心精神体验——这得留待入选的学生们自己去经历，这也常常使他们成为失败者和受害者。”
此外，在克乃西特那时的来往信件中，除了上述书信之外，竟无另一处提到玻璃球游戏及其“神秘”含义的地方，要么是他当时写信不多，要么是失落了一部分信件。不管怎么说，他和费罗蒙梯的通信是很好保存下来了，其中所谈几乎全都是有关音乐以及音乐风格方面的问题。
我们由此看出克乃西特是如何展开自己独特的曲折研究道路的，目的只有一个，对独一无二的一场玻璃球游戏进行精确的追忆分析，要探究出其十分确定的意义。
为了理解一场游戏的内容，学生们只须几天便可完成这项功课，而用游戏语言来破解，更是只须一刻钟便可读完，但是克乃西特却一年又一年坐在课堂和图书室里，研读弗罗贝格和亚历山大·斯卡拉梯的作品，分析赋格曲和奏鸣曲的结构，复习数学，学习汉语，还从事一种根据浮斯特尔理论推究色彩与音调之间互相关联的声图形体系。
人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要挑选这么崎岖、独特、又特别寂寞的道路呢，因为他的最终目标（卡斯塔里外面的人可能会说：这是他的职业选择所决定的）毕竞仍然是玻璃球游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