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邀功请赏的上佳机会，立即上奏朝廷。
乾隆见折龙颜大怒。密遣洋教士深入内地传教的始发地是广东，乾隆在朱批中斥责广东督抚等地方官，“哆罗私遣多人，潜往内地传教，（你们）漫无觉察。”乾隆尤感惊诧费解的是，“西洋人面貌异样，不难认识，他们由粤赴楚，沿途地方官吏为何一无稽查，至襄阳始行盘获？”
乾隆自然联想到前不久发生的“聚众谋反案”，朝廷调兵遣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平息下去。乾隆神经过敏，将两件事联系到一块，认为内外勾结，乱我中土，性质比乾隆十一年的福建教案要严重得多。在福建传教的教士，仅仅是乱我名教，蛊惑民心，现在竟发展到策应谋反的地步！
乾隆下令详讯被捕的传教士，将所有接送过传教士、为传教士送信、留传教士住宿的中国教民一律“逮捕究办”。并查明罗马当家派往陕西传教者，究竟要传与何人？严饬各地官员“按名拿办”。
乾隆晚年的大教案自此拉开大幕。
湖广总督特成额最积极，湖北湖南两省，参与护送和并不知情的教民纷纷落网。九月，特成额奏报朝廷，派官兵将四名意大利传教士，及接引护送的刘绘川等教民押送京师审讯。
陕西是传教士的目的地。陕甘督抚雷厉风行，彻查邪教在陕西暗传情况，结果有重大发现，查获逮捕隐藏于陕西的洋教士三人。督抚据教士教民的招供，向乾隆帝奏报：陕西汉中府，山西洪洞县、潞安府、大同府，及山东、湖广、直隶等省，都有传教西洋人和信教华民，称“本年罗马当家（哆罗）寄信内言及，现派十人分往山陕、湖广、山东、直隶各省。”
乾隆大为吃惊，这还了得！邪教传播比朝廷估计的严重得多！乾帝下令各地督抚“严密查拿”。教案迅速波及到全国范围。
甘肃、山东、山西、四川、江西、福建、直隶，均有重大斩获，共有十八名西洋传教士、数百名中国教民落入法网。洋传教士和教民首领押往京师刑部审讯。其他行省虽无斩获，也都弄得风声鹤唳、鸡犬不宁。
广东是教案发源地，乾隆帝斥责各地督抚，广东督抚等地方官首当其冲。总督舒常在广西巡察，巡抚孙士毅接到严查哆罗教案的圣旨，吓出一身冷汗。和臬司姚棻紧急磋商后，指派臬司知事苗长青带领巡捕、皂隶赶往十三行，传各夷馆大班、牧师及他们的保商、通事来按察司聆训。姚棻叮嘱苗长青，重点传讯罗马医师哆罗，但不要惊扰他。
夷馆大班及牧师由巡捕皂隶夹持行走，保商及通事乘轿跟在后面。同文行是首行，大班及牧师约有三分之一由同文行担保。具体承保人是潘有度，承保契约盖的却是行主潘文岩的印章。潘振承没让潘有度卷入，由他代表同文行前去按察司聆训。潘振承坐在凉轿上，寻思究竟出了何事。巡抚和臬司首次一个不落把牧师传去聆训，莫非出了教案？潘振承联想起这几年有很多病人，由蔡方郎中引荐来哆罗夷馆求医，好像哆罗是华佗转世。名声扬得同文行的伙计也慕名请哆罗治病，结果发现他的医术远不如殷无恙。
“哆罗在暗传洋教，那些所谓的病友其实是教友！”潘振承心中豁然开朗，又赫然惶恐，他是哆罗的保商，倘若哆罗被告发，他脱不了干系！“苗大人，苗大人。”潘振承叫臬司知事苗长青。
苗长青坐前面一顶凉轿，他反转身，不冷不热问道：“启官有何事？”潘振承下了轿，走到苗长青轿子旁：“苗大人，老夫有个建议，先把一个人监视起来，朝观街蔡氏诊所的郎中蔡方。”
“为何？”八品小吏苗长青没下轿，坐在轿上同潘振承说话。若是以往，像这样的小吏巴结潘启官都惟恐巴结不上。苗长青的傲慢，坚定了潘振承的猜测，聆训是个幌子，是要带牧师去过堂，重点是哆罗及哆罗的保商潘振承。倘若真要法办哆罗，控制住蔡方，保商的责任就可以减轻，巡抚和臬司也掌握了主动权。因为仅仅是猜测，潘振承又不能道破缘由，恳切道：“苗大人，听老夫一言，免得以后被动。”
苗长青出发前，姚臬司有交代，哆罗的保商潘振承必须传到。苗长青也不便道破姚臬司的交代，他板着脸说道：“潘启官，你管好你自己，留点精力上臬司聆训。”
走了一个多时辰，一干人来到臬司衙门。
三声炮响，领班皂隶高吼“升堂”，孙士毅和姚棻走上暖阁，坐公案前。
“传夷馆大班牧师，保商通事！”
一干人进了公堂，潘振承等保商通事行跪礼；查理、哆罗等按照西洋礼节行鞠躬礼。
姚棻抓起惊堂木猛地一拍，指着哆罗：“哆罗奸夷，天朝官员在上，缘何不跪？！”两个皂隶冲上前，把哆罗揪出，按倒在地磕头。哆罗情知事情败露，万分恐惧。他不是为自己的安危，而是为四个意大利教士及接送的中国教友担忧，更为传教的神圣使命受到挫折而痛惜。
姚棻厉声道：“罪夷哆罗，把你来我天朝所做的罪孽，一五一十如实招来。”哆罗能听能说汉话，通事吴保琳把姚臬司的话用英语复述一遍。哆罗跪着昂头，以沉默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