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和右耳上，左帽檐的翘起部分像船尾，亮晶晶的女帽饰针把一小束水果别在帽前，左边插着的一根羽毛骄傲地在水果上，帽子上，以及所有这一切之上舞动，像傲慢自大的孔雀尾巴。女士左臂上戴一只时髦的山羊皮手套，拎着个长方形的皮手包，右臂紧紧地和年轻的亚历山大爷爷的胳膊交织在一起，而她的手指，也戴着手套，轻轻地在他黑大衣袖子上盘旋，不加掩饰地触摸他。他站在她右边，衣着整洁，笔挺，装扮得漂漂亮亮，尽管厚鞋底增加了他的高度，尽管他头上戴着顶霍姆堡毡帽，但他还是显得比她瘦小。他年轻的面庞严峻，坚毅，近乎忧郁。他悉心修饰的胡子驱不掉脸上孩子般的稚嫩。他的眼睛狭长，忧郁。他身穿一件文雅宽大带垫肩的半长大衣，上过浆的白衬衫，戴一条丝领带，右胳膊上夹着甚至摆动着一只时髦的拐杖，杖柄上雕刻着花纹，金属包头发着光，在旧照片里，它像剑锋一样闪亮。
震惊了的敖德萨对这对罗密欧与朱丽叶持反对态度。两位母亲，她们是一对姐妹，投身于一场世界大战之中，它以指控犯罪开始，又以无尽的沉默宣告结束。于是爷爷把他那一点点积蓄提取出来，四处倒卖货物，一个卢比一个卢比地攒，两个家庭都愿意出点血，只要把丑闻从眼前和心中驱走。我的爷爷奶奶，一对为情所困的表兄妹，像成百上千的俄国犹太人和东欧犹太人那样，启程前往美国。他们打算在纽约结婚，得到美国国籍，要是那样的话，我可能会出生在美国布鲁克林，纽沃克，新泽西，撰写洋洋洒洒的英文小说，反映戴高顶黑色大礼帽移民们的感情和压抑，以及他们饱尝痛苦的后代们那神经质的苦难经历。但是，在纽约和敖德萨之间某地，在黑海或是西西里海岸线，要么就是当他们在黑夜中平稳地向直布罗陀海峡那闪烁的灯火行进，或许他们的爱之船正在驶过消失了的大西洋大陆时，在轮船甲板上，发生了又一幕戏剧，情节陡转，爱情又抬起了令人生畏的龙首：春日里，少年之心，为爱思悠悠。长话短说。我爷爷，那个年龄尚未满十八岁的准新郎又一次坠入爱河，如醉如痴，惊心动魄，死去活来，就在轮船的舱房里，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另一个船客，据我们所知，也比他大上十来岁。但是施罗密特奶奶，我们家就是这样一个传统，从未产生放弃他的念头。她立即揪住他的耳垂，握紧拳头，夜以继日丝毫没有放松，直至纽约的拉比按照摩西和以色列律法为他们主持了婚礼。(“揪住耳朵，”我们大家会兴高采烈地叽叽咕咕，“她一直揪住他的耳朵，直至举行了婚礼。”有时他们说：“直至举行婚礼?她从未放弃过他。直至她生命的尽头，甚至比尽头还要长，她紧紧抓住他的耳朵，有时拽拽。”)接着，巨大的谜团随之而至。一两年之内，这对怪异的伴侣再次支付旅途费用——或许他们的父母又帮了他们——登上另一艘轮船，头也不回地回到了敖德萨。简直是闻所未闻。从1880年到1917年，两百万犹太人从东方移民到西方，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定居美国，除了我的祖父母返程外，其他人做的都是单程旅行。可以想象，他们是惟一的乘客，因此我感情充沛的爷爷无人所爱，在整个回返敖德萨的路上，他的耳朵安然无恙。为什么回去? 我从来没有从他们那里索取到清醒的答案。“奶奶，美国怎么那么不好呢?”“没什么不好。只是太拥挤了。”“拥挤?美国拥挤?”“那么多人生活在那么小的一个国家里。”“谁决定回去的，爷爷，是你还是奶奶?”“咳，这是什么话?你问什么呢?”“你们为什么决定离开?你们不喜欢什么?”“我们不喜欢什么?我们不喜欢什么?我们什么都不喜欢。咳，怎么，到处是马，还有红色印第安人。”“红色印第安人?”“红色印第安人。”除此之外，我从他那里什么都掏不出。
这里是爷爷另一首诗的译文，也是用俄语写的，叫作《冬天》：春天已远，只有冬日，风暴狂怒，黑天沉沉，我阴郁的心没了欢乐与喜悦，我想哭，但泪已干。我灵魂疲惫，精神凄然，心如头顶上苍天看不到光线，我韶华已逝，春天和爱的欢乐，去而不返。1972年我第一次到纽约后，我寻找，并找到一个样子像美国印第安人的妇女。记得她正站在列克星顿和第五十三街的拐角散发传单。她既不年轻，也不老，颧骨宽大，身穿一件老头穿的外衣，披着件披风抵御刺骨的寒风。她递过来一张传单微笑着，我接过来谢谢她。“爱情在等待着你。”它承诺，在单身酒吧地址下写着，“不要再耽搁了。现在就来。”
在1913年或1914年摄于敖德萨的一幅照片里，我爷爷打着蝶形领结，灰色帽子上飘着亮闪闪的丝带，三件套西装，从敞开的西装外套里，露出一道闪亮的银线，穿过扣得紧紧的马甲，显然是根怀表链。黑丝结贴在华丽的白衬衫上，皮鞋油黑发亮。他时髦的手杖刚好夹在胳膊肘下，像平时一样悬在那里。他右手拉着一个六岁男孩，左手牵着一个四岁的漂亮女孩。男孩长着一张圆脸，精心梳理过的一缕头发令人喜爱地从帽下探出头，沿额头形成一条线。他身穿一件高贵的双排扣类似军服的外套，扣子又白又大。外套底下露出短裤，一窄条雪白的膝盖隐约可见，随即被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