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皮肤感受到线圈之间那被禁锢的张力，意识到我有个简单而迅速的办法来确保那组无动于衷的电阻丝别无选择，只能燃烧，于是它也颤抖着迸发出热情洋溢的红光——但那是绝对不允许的。绝对禁止点燃第二组电阻丝不单是因为那是可耻的浪费，还因为会造成电路超负荷的危险，烧断保险丝，使整座房子陷于一片黑暗，谁能在半夜把“巴鲁赫金手指”给我找来呢？第二组电阻丝只有当我丧失理智，完全丧失理智，完全不计后果的情况下，才可燃烧。但要是我还没把它关上父母就回来怎么办？或者我及时把它关掉，但线圈没有时间冷却下来，躺在那里装死，那么我怎么为自己辩护呢？所以我必须挡住诱惑，不把它点燃。我也得收拾一下，把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
事实往往对真相发生威胁。我曾写下奶奶的真正死因。施罗密特在1933年一个炎热的夏日从维尔纳直接来到耶路撒冷，吃惊地看了眼人们汗流浃背的市场，看了眼颜色各异的牲口棚，人来人往的人行道上到处传来小贩的叫卖声、驴鸣、山羊咩咩、被捆住双腿挂在那里的母鸡发出咯咯的叫声，屠宰后的鸡脖子上鲜血淋漓，她看见东方男人的肩膀和手臂，看见水果蔬菜的刺眼颜色，她看见周围的山峦和石坡，立刻发出了终极裁决：黎凡特到处是细菌。”奶奶在耶路撒冷住了约莫有二十五年，她深谙岁月之艰辛，很少有快乐时光，但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也没有弱化或更改自己的裁决。据说，他们刚在耶路撒冷落脚，她就命令爷爷早晨六点或六点半起来，给家中各个角落喷洒福利特，清除细菌，朝床底下，朝衣柜后面、甚至向浴室储藏物品的地方、餐具柜腿中间喷洒，继之拍打所有的床垫，床罩和鸭绒被。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每一天她都这样做，无论冬夏。我从童年时代，便记得亚历山大爷爷一大早便站在阳台上，他身穿背心和睡鞋，像堂吉诃德猛击酒囊那样敲打枕头，拿地毯掸子，用尽可怜而绝望的气力，一遍遍地敲打。施罗密特奶奶会站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比他还高，身穿一件花丝绸晨衣，扣子扣得严严实实，头发用绿色的蝴蝶结系住，宛如女子寄宿学校女校长那样硬邦邦直挺挺的，指挥战场，直至赢得每日一次的胜利。
在不断进行的反细菌战大背景下，奶奶在煮水果和蔬菜时也绝不妥协。她把一块布浸泡在略呈粉红色名叫卡里的消毒液里，擦两遍面包。每次吃过饭，她不洗碗，而是让它们享有为过逾越节夜晚才可能有的待遇：被煮上好长时间。奶奶施罗密特也把自己一天“煮上”三次：无论冬夏，她每天几乎用开水洗三次澡，为的是清除细菌。她活到高龄，臭虫和病毒远远地看见她走来，就跑到大街的另一边。她八十多岁时犯过两次心脏病，科罗姆霍尔茨医生警告她说：亲爱的女士，要是你不停止这些热水澡，我无法为任何可能出现的不幸和令人遗憾的后果负责。但施罗密特奶奶不能放弃洗澡。她太惧怕细菌了。她在洗澡时死去。她患有心脏病这是事实。但真相则是我奶奶死于过于讲卫生，而不是心脏病。事实有模糊真相的倾向。洁癖害了她。尽管她生活在耶路撒冷的箴言是：黎凡特到处是细菌”，或许可以证实早先的一个真相，一个比卫生魔鬼更为深入的真相，一个受到压抑的看不见的真相。毕竟，施罗密特奶奶来自东北欧，那里的细菌和耶路撒冷的一样多，更不用说其他的有害物质了。这里一个窥孔或许能让我们稍稍看到东方景象、颜色和气味对我奶奶或许对像她那样的其他难民和移民的心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