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黑暗的故事

    不管怎么说，想一想托尔斯泰怀着蔑视来看待这些人，他们买这种奶酪而不买那种奶酪只是因为宗教、民族或者是种族有别！那么普遍价值呢？人道主义呢？兄弟情意呢？但是，就为了少花两毛钱去买阿拉伯奶酪，而不去买为我们利益而奋斗的拓荒者们做的奶酪，何等的可悲，何等的软弱，何等的心胸狭隘！可耻！可耻而丢脸！不是可耻，就是丢脸！整个生活如此可耻，如此丢脸。

    还有另一个典型悖论：人们该不该送花庆祝生日？要是该送，送哪种花？唐菖蒲价格昂贵，但是有文化韵味，有贵族气派，能够传情达意，不是带有野生气的亚洲杂草。我们可以随意挑选许多银莲花和仙客来，可是过生日，或者庆祝图书出版送银莲花和仙客来不合适。唐菖蒲拥有独奏会、盛大宴会、话剧演出、芭蕾舞、文化活动那种韵味，表达出深沉、纤细的情感。于是，我们就送唐菖蒲。不问价钱。但问题是送七枝是不是有些过？五枝是不是有点少？或许送六枝？或许干脆就送七枝好了。不问价钱。我们可以在唐菖蒲周围放一圈石刁柏，送六枝。另一方面，这样做是不是有些过时了？唐菖蒲？而今哪儿还有送唐菖蒲的？在加利利，拓荒者相互送唐菖蒲吗？在特拉维夫，谁人操心唐菖蒲？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它们浪费钱财，四五天就枯萎了。那么我们该送什么呢？送盒巧克力怎么样？一盒巧克力？甚至比唐菖蒲更为滑稽可笑。或许最妙的主意是拿些纸巾，要么就是一套小杯托之类刻有花纹的银制品，把手挺可爱，上热茶时用，这倒不是虚饰的礼品，它们既美观又非常实用，不会把它们扔掉，而是会用上几十年，每当使用它们时，也许会在刹那间想到我们。

    到处可见欧洲那个应许之地的各种使者。比如说小矮子，我指的是白天支撑百叶窗使之敞开的小个子男人，那些小小的金属造型。每当你想关上百叶窗，你将它们旋转，于是整个夜晚它们倒悬着头。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是这样被倒挂在那里的。那是恐怖的一幕，可怕的一幕，恐怖和可怕的并非他们被绞死的事实，他们罪有应得，恐怖和可怕的是他们头朝下被绞死。我有点同情他们，尽管我不该如此。你发疯了吗？同情墨索里尼？与同情希特勒几乎一模一样！可是我试验过，我用双腿夹住墙上的一根管子，大头朝下，几分钟过后，血液全部涌向头部，我感到犯晕。墨索里尼及其情妇被那样倒挂在那里不仅仅是几分钟，而是三天三夜，是在他们被处决之后！我认为那是极其严酷的惩罚。即便是对刽子手。即便是对情妇。并非我对情妇这一概念一无所知。在那年月，整个耶路撒冷一个情妇也没有。有“女伴”，有“伴侣”，有“具备双重含义的女朋友”，甚至有各种各样的风流韵事。有这样小心的传说，比如说，车尔尼安斯基先生和鲁帕汀的女友之间有一腿，我的心怦怦直跳，意识到“有一腿”是个神秘致命的表达方式，将甜蜜、可怕、丢脸的东西隐藏起来。可情妇呢？全然是《圣经》上的东西，比生活伟大的东西。不可思议。也许在特拉维夫有这样的东西，我认为，他们总是拥有我们这里不存在或者被禁止的东西。

    我差不多是自己开始读书的，那时我还很小。我们还有什么可做的呢？那时的夜晚比现在的漫长，因为地球自转速度比较缓慢，银河系比现在自在。电灯光惨淡昏黄，经常因停电而中断。直至今日，冒烟的蜡烛或煤油灯的气味让我产生读书的愿望。由于英国人在耶路撒冷实行宵禁，晚上七点我们就被限制在家里。即使没有宵禁，在那时的耶路撒冷谁愿意摸黑出去？一切关闭得严严实实，石街分外空寂，每个经过那狭窄街道的路人都要拖上三四个影子。即便没有停电，我们也总是生活在黯淡的灯光下，因为节约至关重要。父母把四十瓦的灯泡全部换成了二十五瓦的，不光是为了节约，主要是因为灯光明亮造成一种浪费，浪费是不道德的。我们这套小房子总充斥着人权的痛苦：为了印度饥饿的孩童，我得把我盘子里的东西吃得一干二净；从希特勒地狱里活过来的幸存者，被英国人运送到了塞浦路斯的拘留营；衣衫褴褛的孤儿，仍旧在饱经蹂躏的欧洲大陆那白雪皑皑的森林里流浪。爸爸惯于就着二十五瓦电灯泡的惨淡灯光伏案工作到凌晨两点，损伤了眼睛，因为他认为使用光线强的灯泡不对。拓荒者在加利利的基布兹夜复一夜地坐在帐篷里，借着摇曳的烛光撰写诗集和哲学专著，你怎能将他们遗忘而像罗斯柴尔德坐在明晃晃的四十瓦电灯下？要是邻居们看到我们家突然亮得像舞厅，会说些什么？他宁愿损伤自己的视力，也不愿意吸引旁人的注意力。我们还算不上最贫穷者。爸爸在国家图书馆工作，拥有一份微薄但固定的收入。妈妈教些私人课。我每周五在泰勒阿扎给科恩先生浇花园挣一先令，周三我在奥斯特先生的杂货店后面，把空瓶子放进框子里，又挣四个皮阿斯特，我还教芬斯特太太的儿子看地图，每节课两个皮阿斯特（可这是赊账，直到今天芬斯特一家也没给我钱）。尽管有这些收入来源，我们还是每天省钱，省钱。小住房里的生活与我在爱迪生影院里曾经看到过的潜艇上的生活类似，每当海员们从一个水密仓到另一个水密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