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他就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万尼亚舅舅就住在我们楼上，萨莫连科医生在我发烧或得白喉时弯下腰，用宽大有力的双手为我做检查，患有习惯性偏头疼的拉耶夫斯基是妈妈的二表哥，我们在星期六晚上一起到民族宫礼堂听特里格林。的确，我们周围有着各式各样的俄国人，有许多托尔斯泰似的人物。有些人甚至长得就和托尔斯泰一模一样。当我在某本书封底看到一幅棕色的托尔斯泰画像时，确信自己已经在我们当中看见他很多次了：他沿着马拉哈伊大街闲逛，要么就是顺着欧发迪亚大街走去，头上没戴帽子，微风吹乱了他银白的胡须，如同先祖亚伯拉罕那样令人敬畏，他目光炯炯，用手里的树枝作拐杖，一件俄式衬衫罩在灯笼裤外，用根长绳系住腰身。我们附近托尔斯泰似的人物（父母称之为“托尔斯泰式奇科姆”）无一例外，是虔诚的素食主义者，对自然怀有深厚情感的世界改革者，追求符合道德准则生活者，热爱人类者，热爱世上一切生灵者，长期向往乡村生活者，向往在田野和橘园从事简朴农耕者。然而，他们连自己的盆栽植物都种不好：也许会把植物浇死，也许会忘记浇水。要不就得归咎于可恶的英式管理，用氯气对我们的水消毒。他们中有一些是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托尔斯泰式人物：饱尝折磨，喋喋不休，欲望备受压抑，对理念着迷。但是所有的人，无论托尔斯泰式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所有的人都居住在凯里姆亚伯拉罕，为契诃夫工作。世界的其余部分都被笼统地看作一个“大世界”。不过这个大世界也另有别称：开明，外在，自由，虚伪。我几乎只能从集邮册上认识这个大世界：但泽、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乌班吉沙里河、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岛，肯尼亚、乌干达和坦噶尼喀湖。那个大世界是如此遥远、醉人、美轮美奂，但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危险，充满了威胁。
它不喜欢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虽然聪明、机智、成功，但喧闹、粗鲁。它也不喜欢我们在以色列土地上所做的一切，因为它就连给我们这样一个由沼泽、卵石和沙漠组成的狭长地带都很勉强。在那个大世界里，所有的墙壁爬满涂鸦：“犹太佬，滚回你的巴勒斯坦去！”于是我们回到了巴勒斯坦，而现在整个大世界又朝我们叫嚷：犹太佬，滚出巴勒斯坦！”不光整个世界是那么的遥远，就连以色列土地也十分遥远。在那里，在山那边，一种新型的犹太英雄正在涌现。他们皮肤黝黑，坚韧顽强，沉默寡言，与大流散中的犹太人截然不同，与凯里姆亚伯拉罕的犹太人也完全不一样。这些青年男女是拓荒者，英勇无畏，粗犷强健，在漫漫黑夜中结交，超越了所有的界限，在青年男女关系上也没有任何界限。他们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亚历山大爷爷有一次说：他们认为将来这样的事情会很简单，小伙子只是到一个姑娘那里提出要求就行了，或许姑娘甚至连等都不等小伙子提出要求，自己就会向小伙子提出要求，就像讨杯水。”缺乏想象力的贝茨阿勒尔伯伯则带着克制的愤怒说道：“这些十足的布尔什维主义就这样把所有的神秘感都毁了？就这样把所有的情感都抹煞了？就这样把我们的整个生活变成了温吞水？”尼海米亚大叔从角落里突然冒出两句歌词儿，听起来像走投无路的野兽在咆哮：“啊，道路是如此的漫长曲折，越过高山，越过平原，啊，妈妈，我在热浪中、在风雪中寻找你，我思念你，可你越来越遥远，嗨勒嗨……”接着琪波拉用俄语说：行了，行了。你们发疯了吗？孩子会听见你们说话的！”就这样他们说起了俄语。拓荒者们生活在加利利、沙龙平原和山谷里，不在我们的视野中。
那些小伙子们粗犷热心，少言多思，姑娘们高大强壮，坦率自律，他们看起来什么都懂，什么都理解。他们了解你，了解你为何羞怯不安，他们依然深情、严肃，满怀敬意地待你，不把你当孩子，而是把你当成人，尽管是小一号的成人。在我眼中，这些男男女女的拓荒者强悍，认真，老成持重，他们会围坐在一起唱令人心碎的渴望之歌，唱讥讽嘲弄的歌，唱肆无忌惮的贪欲之歌；要么就是疯狂地跳舞，仿佛超越了肉体。但是他们也能够享受孤独与内省，能够露宿户外，睡帐篷，从事艰苦的劳作，唱着“我们总是整装待命”、“你的小伙子曾用犁铧带给你和平，而今他们用枪杆子带来和平”、“把我们派往哪里，我们就走向哪里”。他们能骑烈马，要么就是开履带宽宽的拖拉机。他们讲阿拉伯语，知晓每个山洞和每条幽谷，会打枪，会投手雷，而且还阅读诗歌和哲学。他们勤学好问，含而不露，就连在夜晚躺在帐篷里那短短的时间，也借着烛光低声地谈论着生活，谈论着在爱情与责任、民族利益与普遍正义之间所作的严酷抉择。有时，朋友和我一起去塔努瓦发货场看他们乘坐着装满农产品的货车，远远地从山那边来到这里，“身着工作服，脚登笨重的胶鞋”，我通常走到他们的近旁，吮吸干草的气息和远方飘来的醉人芬芳——那里，的确发生着巨变。那里，土地正在开垦，世界正在改革，那里正在建造着一个新型的社会。那里他们正在自然景观和史册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他们正在耕耘田地，种植葡萄园，他们正在谱写新的诗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