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看到了这样的内容——
“（三月）十六日，回、苗贼陷贞丰州城，署知州蒋立炳巷战死，立炳父时纯，前任贞丰，就养在署，亦死于难。兄、弟、妻、妾、子、侄、婢仆殉者三十余人……
“贼围贞丰久，守者皆饥困，偶杀一贼，则脔食之。
“立炳屡乞援不应，求代不许。署长坝营游击刘庆云次龙渡，与土弁王元兴皆观望不进……”
“妈个皮的！”田兴恕怒骂道，“刘庆云、王元兴，你们这两个杂毛都他妈皮该死！”沮丧间，田兴恕已无心细读，他只是将其余战报浏览了一下，便将其扔弃一边。
田兴恕的心情更加压抑，整整一个下午他都神思恍惚。焦急之间，他心里暗暗说：“钱先生，要是你在该有多好！平日里再是苦闷，同你聊一聊，心头就亮敞了许多！”这两天，钱恭出面承头，邀约亲朋好友分头赶往各地游说，为田兴恕筹集军饷。田兴恕听说钱大哥一人忙不过来，便叫钱登选、缪焕章前去帮着料理，故而这几天除了杂役、马弁，只有冷、张二位师爷在衙门里进出。
事又凑巧，田兴恕和张茂萱谈话没过几天，贵阳教区主教比尔·胡缚理，就出人意料地闯进了提督衙门。
上年九月，枟中法天津条约枠签订后，胡缚理他们通过法兰西公使馆寄来的信函，很快得知了签约的消息和枟中法天津条约枠的详细内容。此后，比尔·胡缚理、本多鲁他们朝夕盼望的，就是清政府即将根据条约，给法兰西神父颁发的“传教护照”。对于这件事情，胡缚理其实并不怎么担心。他根据目前大清国与英吉利、法兰西、美利坚、俄罗斯等国的关系，对未来的趋势作了这样的分析和判断：
护照不过是一种外在形式，护照的颁发，只是迟早的问题，因为这毕竟已成定局。
胡缚理真正在意和担忧的，还是贵州官府对天主教的态度。胡缚理认为：任何一种宗教，它在世界各国的出现、发展和传播，官府的态度至关重要。天主教诞生以来，在那漫长的岁月，它所经历的“教难”已不胜枚举。从耶路撒冷、伯利恒、罗马到埃及、印度、中国，从公元初年的“耶稣之死”，到雍正之后的“百年禁教”，所有教难发生的经过和结果都如出一辙，概莫能外！
白斯德望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事情，莫过于天主教在贵州的发展。当白主教谈到如何协调、处理教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时，曾经这样告诫胡缚理——“比尔，两百多年前，利玛窦先生的分析……是正确的。凡是出现教难，我认为……除了政治方面的因素，其他无论教会，还是涉案的传教士本人，同样有……欠妥之处。因此，我们要……吸取这方面的教训。”
“所有这些历史根源的责任——比尔，我们应当作一次彻底的自省。我们……我们不应回避……或者推卸它。政治……它好比药物，使用得当可以治病，反过来，如果随意滥用，我们无异于自杀！”
对自己的宗教虔诚至极的皮埃尔·白斯德望主教，临终前似乎大彻大悟。在他赠送给比尔·胡缚理的遗墨中，有这样一首同时用法文和汉字抄录的枟古剑铭枠——“轻用其芒，动即有伤，是为凶物；深藏若拙，临机取决，乃为利器。”
白斯德望的大彻大悟，得益于对历史的反思。
关于“历史根源的责任”，白斯德望实有所指。例如，1759年、1764年、1767年，葡萄牙、法兰西和西班牙政府先后作出决定，将本国耶稣会士驱逐出境。其主要原因，就是这些耶稣会士在欧洲各国参与了太多的宫廷阴谋，引起了公愤。以至于1773年，教宗克莱芒十四世不得不颁布通谕枟我们的上帝和救主枠，下令解散了耶稣会。同样的，在大清国，迫使雍正皇帝全面禁教的根源，也是因为葡萄牙传教士穆敬远等人对中国政治的插足干预，介入太子们中间助此击彼。在残酷的皇位争夺战中，这个来自葡萄牙的穆神父，不仅公开支持康熙的九太子允，而且在宫廷内外四处活动，帮助允与皇四子胤禛争夺皇位。这一点，连皇四子胤禛都感到吃惊。谁知，九太子允败北，皇四子胤禛则成了赫赫有名的雍正皇帝。胤禛继位之后，穆敬远被赐毒药处死，其同党或赐刀戮，或予绞刑各遭劫难。
但是，胡缚理却不这么看待，他始终认为：每一次教难的发生，无不是教难所在国政府的首脑及其官员仇教、排教的直接结果和体现。在这个问题上，比尔·胡缚理是非常固执的。他坚持认为教会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不过，这个时候的白主教已经奄奄一息，胡缚理不忍顶撞、伤害他，因此没有向白斯德望表明自己的观点。
胡缚理记得：白主教在世时，他们已数次同巡抚衙门打过交道，结果每次都不尽人意。就连全省惟一的修道院——青岩堡姚家关“圣地书院”那块地盘，也是皮埃尔·白斯德望处心积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过来的。
现在，贵州的军政要员大换血，胡缚理很想了解：对北教堂，何冠英、田兴恕他们究竟是什么态度？胡缚理粗略揣测：巡抚何冠英性情比较温和，估计问题不大；值得留意和考虑的，主要还是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