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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1644年算起，到咸丰七年即1857年，清政府统治中国已达二百一十三年。道光、咸丰年间的清王朝，好比一个百病缠身，骨瘦如柴，命若游丝的老妪。
这个阶段，危及大清王朝的祸患不少，其中最要命的是内乱和英、法、美、俄诸列强对大清国的军事压制与经济掠夺。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即咸丰元年，以太平天国起义为标志，大清国陷入内战的深渊不能自拔。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内战中，羸弱不堪的中国人，挥动着落后的冷兵器奔突往来、相互掠杀。
“威瑞固德！”英国人说，非常好啊！法兰西人也忙说：“好！”
所有西方列强，几乎众口一词，连声说好。于是，大英帝国和法兰西乘虚而入，向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其间，英、法两国通过实施一系列的军事干预，对中国经济实行了鲜廉寡耻的掠夺。中国政治的操纵权，在这过程中发生了微妙的更迭，实际上，它已经从皇帝那里转到了洋人手上。清廷大员谁敢和洋人作对，谁就要倒霉。
——那么，不和洋人作对呢。也不行。
不和他们作对，人家也不会领你的情。清廷大员尤其是封疆大吏们处事稍稍欠妥，弄得洋人不舒服，他就不给你好果子吃。这方面，两广总督叶名琛就吃了大亏。
湖北汉阳人叶名琛，担任督、抚长达十年，在平息“内乱”方面富有经验，他曾在任内以成功镇压广东“红兵”起义、“天地会”起义而名噪一时，号称处理内乱的“不倒翁”；但是，叶名琛应付外患就显得笨拙，在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时，年近花甲的叶名琛被俘，最后客死印度加尔各达。
关于大清国所面临的内伤、外伤，咸丰帝奕有他自己的见解。
如果说，英夷、法夷仅仅要大清国的土地和银子，那么，洪秀全等人看中的则是他奕的皇位。因此，彻彻底底地根治内伤，成了奕的当务之急。
柳天成义军起事于咸丰五年（1855年）五月。
咸丰六年除夕之夜，这支义军开始围攻都匀府城，时间长达半年之久。
都匀乃贵州“南大门”，一旦失守，袭扰之虞定会波及省城。这年五月，为了剿灭柳天成义军，恒春亲抵贵阳，坐阵督战。困守都匀的官军，在苦苦撑持半年之后，城中竟至于“外援不至食已空，掘鼠罗雀势穷追”！士气越来越低落。咸丰六年八月初二日，义军终于攻破都匀府城。陶廷杰、鹿丕宗和都匀协中军都司陈玉恩等人，相继毙命于巷战之中。柳天成义军名声大震。
贵州巡抚蒋霨远、提督孝顺和云贵总督恒春接报后，都异常震惊。恒春和蒋霨远想不出别的高招，只能向朝廷飞报告急，请求支援。孰料，援兵没搬来，反而遭到了皇上的一顿臭骂。在他们各自收到的“上谕”中，奕训斥这二人“不识大体”、“可恶之至”，盛怒之下，奕还质问——其实是咒骂他们，“如此耽玩失职，何不去死？！”
也难怪，这咸丰六年，正是奕最艰难的时期，大清王朝内外交困危在旦夕，皇上他哪有余力顾及边远的贵州。蒋霨远经过一番周折，总算凑集了两万人马。这两万人马，他是采取拆东补西的办法，从全省各地征调过来的。蒋霨远把这两万人马的指挥权托付给孝顺，央求他竭尽全力为国分忧，荡平柳天成的“苗贼”。
两万人打一万人，这样的力量对比，官军占明显优势。
但是，提督大人还是不放心。
在蒋霨远那里，孝顺看过奕的“上谕”。“如此耽玩失职，何不去死？！”反反复复地琢磨皇上那句话，孝顺心里别扭得很，他认为这是冲他而来的，因为他孝顺是贵州的军事主官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每年那几千两“养廉金”，可不是白拿的。孝顺清楚：这一次剿匪倘无起色，自己不但会失去乌纱帽，甚至还得奉旨提着脑袋进京请罪！
他决定拼死一搏！
九月初十日，杀气腾腾的孝顺亲自出马，率领提标左、前、右三营的二千余人赶赴黔南，摩拳擦掌地找柳天成兴师问罪。与此同时，蒋霨远从各地调集的人马，正冒着连绵秋雨，匆匆行进在通往黔南的条条大路上。九月中旬和十月上旬，候补知府丁宝桢、石阡知府韩超，先后率“八百壮士”和“清江团”赶到都匀。紧接着，云南提标昭通镇总兵巴扬阿率领的五千滇勇，也随后赶到。至此，聚集在黔南的官军，总人数已经超过了三万。
十月二十日，贵州、云南两省绿营、团练共三万余人，同时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出击围攻都匀府。柳天成那一万人怎抗得住孝顺的重拳猛击。义军屡遭重创，孝顺大人初战告捷。又经过五天五夜的浴血厮杀，十月二十五日，义军不得不弃守突围。孝顺、巴扬阿、丁宝桢一举夺回黔南重镇都匀府。但是，被迫撤出都匀的柳天成义军并未走远，而是游离于府属之麻哈（今麻江县）、独山、八寨（今丹寨县）等地，小股出击骚扰官军。
巴扬阿一进府城就嚷着要喝“正宗的都匀毛尖”。
素有“贵州南大门”之称的都匀，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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