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令人厌恶的时代的象征。
费尔米纳从成为未亡人的那一刻起，就不像她丈夫担心的那样孤独和无用。她下了决心，毫不妥协，不允许利用她丈夫遗体做任何事情，包括共和国总统拍来的电报都没有用，那个电报命令把尸体放在红箱子里摆在省府会议厅让人们瞻仰。她也以同样冷静的头脑反对在教堂为丈夫守灵。那是大主教亲自要求的，她只答应在举行葬礼弥撒时把尸体移到教堂去。被各种各样的要求弄得手足无措的儿子出来调停，她也仍然毫不动摇地坚持她的农村观念：死者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他的家庭。
他们应在自己家里喝着苦咖啡，吃着奶酪饼守灵，每个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想怎样哭就怎样哭。他们将免去传统的守灵九昼夜的仪式，在葬礼之后就把大门关闭，除了最知己的客人之外，不接待任何来访者。
家里笼罩着居丧的气氛。所有贵重的东西都放在安全的地方。光秃秃的墙壁上只留下挂过画画的痕迹。自家的椅子和从邻居那儿借来的椅子都摆在从客厅到卧室的墙边。除了摆在一个角落里用白床单盖着的钢琴外，大型家具都搬走了。空间似乎扩大了，声音发出鬼怪似的回响。书库的中央，在他父亲的写字台上，躺着医生的遗体，他的脸上带着最后的惊恐表情。他穿着黑斗篷，披着圣塞骑上的战刀。在遗体的旁边，身穿重孝，浑身颤抖，但自制力仍然很强的费尔米纳，忍着悲痛，庄严地接受人们的吊唁，坚持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几乎纹丝不动。十一点钟一过，她便站在门廊上，挥着手帕向丈夫的遗体告别。
自从她听到帕尔多在院子里喊叫，看见老头儿在泥地上奄奄一息地挣扎以来，现在能恢复到控制自如的状态委实不易。当时她的第一个反应是认为丈夫尚有希望，因为他还睁着眼睛，瞳孔是那样明亮，她从来就没见到过。她恳求上帝至少给她一点时间，以便让他知道，尽管他们之间出现过多次疑云，她却始终在爱着他。她实在不愿他在明了这一点之前就离开人世。她感到有一种强烈的难以抵制的愿望，希望同他重新开始生活，以便互相表达长期压在心头尚未出口的话，把过去没有安排妥当的事情重新做好。但是，在无情的死神面前，她只好投降了。她的痛苦变成了一种盲目的忿怒，她对谁都言词激烈，怒气冲冲，甚至对自己也是如此。这倒使她获得了自我控制的能力和独自忍受寂寞的勇气。从那一刻起，她便不停地做事，不让脸上露出任何痛苦的痕迹。唯一身不由己地流露出某种凄楚的时刻是星期日夜里十一点，当时根据大主教的命令，把还在散发着垫木的气味、打着铜箍、盖着红罩的棺材抬走了。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命令立即盖棺，在那难以忍受的炎热天气里，家中那么多花散发出的味道使得空气都变得稀薄了，他似乎看到父亲的脖颈上出现了最初的紫色痕迹。他在宁静中仿佛听到了一个漫不经心的声音：“人到了这个年纪，活着也烂了一半。”在盖棺之前，费尔米纳摘下结婚戒指，把它戴在亡夫手上，然后用自己的手捂住他的手，就象平常她看到他在公共场合信口开河地讲话时做的那样。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她对丈夫说。
听了这话，躲藏在社会名流中的费洛伦蒂纳?阿里萨，感到象是在体侧被击了一枪。费尔米纳在最初吊唁的混乱中没有认出他来。其实，在处理那天晚上的紧急事故中，谁都没有他出现得及时，谁都没有他更起作用。是他把满满当当的厨房发排得井井有条，使咖啡得以充分供应。当从邻居借来的椅子不敷应用时，是他从别处弄来了椅子。当室内摆满了花圈时，是他命令把余下的花圈搬到院子里去。他为奥利贝利亚医生请来的客人端去了白兰地，那些客人是在庆祝从业二十五周年的高潮时听到噩耗后急急忙忙地赶到这里来的，他们在芒果树旁围成一圈坐下，继续吃喝作乐。当鹦鹉昂着脑袋张开翅膀半夜出现在饭厅时，他是唯一及时作出反应的人。
鹦鹉的出现，使全家人不寒而栗，因为那仿佛是惩罚性的遗赠。阿里萨抓住鹦鹉的脖子，不让它叫出荒唐的话来，并把它放入带罩的鸟笼挂进了马厩。这一切，他做得是如此干净利落，以致没有一个人认为他介入了别人的家务，相反倒认为他在那个家里遭受厄运的时刻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
从表面来看，他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严肃的老人。躯干消瘦而笔挺，棕褐色的皮肤上汗毛稀少，白金架的眼镜后面藏着一对贪婪的眼睛，末端粘得很好的罗曼蒂克的小胡子已有点过时。他的最后几缕鬓发往上梳着，用发蜡紧紧贴在闪闪发亮的头顿中央，似乎这样就最后解决了他的秃顶问题。他的天然的文雅和郁郁寡欢的举止十分讨人喜欢，但同时也被视为一个顽固的光棍汉身上的两种可疑的品德。他花费了许多钱，用了许多心计，费了好大的力气，为的是不让人们看出在当年的三月份他已满了七十六岁，而且他在孤寂的心灵中深藏着一个信念，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人比他爱得更深。
那天，尽管六月的天气热得叫人透不过气，从听到乌尔比诺医生去世的消息起，直到晚上，他还是穿着惯常穿的衣服。深色的呢料坎肩，衬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