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着他们的手引他们去迎接朝霞。朝霞必定要来的。在东方，朝霞已经隐约地撩起了夜的黑幔，照亮了刚刚有一点蔚蓝色的遥远的天边。
我自己还不知道，我要写什么。我的心情激动不安，渴望着把此刻充满我的理性，我的心灵，我的整个躯体的一切传给人们。思想在我心里动荡，但究竟它会朝哪儿涌去，它将用什么方法来表现自己，我自己还不清楚。但我知道，我要为谁写作。我要和全世界说话。要把全世界这个概念弄清楚是很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人总是想着某一个人，譬如说想着一个长着一双光彩奕奕的瞳子的小姑娘，有一次在牧场上，她迎面跑来，抓住我的胳膊，跑得气喘吁吁地说：
“我在这儿等您老半天了。已经采了一大把花，而且把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二章背了九遍。家里都在等着您，因为您不来，我们闷得慌。您马上给我们讲讲您在湖上看见什么了，请您编点什么有意思的东西。要不然，您别编，您就讲讲您看见的，因为牧场就已经够美的了，野蔷薇已经开第二遍了！一切都很好！”
或者为了一个这样的女人写作：多年来的痛苦、欢乐和温柔使她的生活和我的那样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现在我们已经什么都不畏惧了。
或者为朋友写作。我年纪大了，朋友逐年减少了。
不过，最后，我还是为所有愿意读我的作品的人写作。
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或者因为我想写的东西太多，一时还没理出一个头绪来，它能够象磁石一样，吸引其余的思想，把它们井井有条地纳入叙述的范围之内。
这种心理状态是每一个从事写作的人都熟悉的。
“无怪诗人们，”屠格涅夫说，“谈论灵感。当然，诗神不会从奥林匹斯山下凡，也不会给他们带来现成的诗歌，但是他们常常有一种象是灵感特别的心境。费特有一首诗，大家曾对之极尽嘲笑之能事，在这首诗里他说他自己不知道他要唱什么，但‘只是歌儿正在蕴藏成熟’，这首诗出色地表达了这种心境。常常有这种时候，你觉得要写作——但不知道写什么，只是觉得要写东西。这种心境，诗人甚至称之为‘神的昵近’。这种时刻会成为艺术家的唯一的享乐。假如没有这种时刻，谁也不会写作了。以后，当必须把浮现在脑际的东西加以整理，必须把这一切都记述在纸上时，苦难便开始了。”
忽然在夜里听见了一种声音。那是遥远的轮船的汽笛声。它怎么跑到这儿，跑到冰上来了？
昨天里加的报纸报导说，从列宁格勒开来一艘破冰船。这一定是破冰船的汽笛。
我忽然想起来一个破冰船领航员的故事，说他经过芬兰湾破冰时，在冰上看见了一束冻凝了的野花。上面蒙上一层雪。谁把它丢在这片冰雪的荒漠上的？显然是当一艘轮船冲破最初的薄冰时，从船上落下来的。
一个形象出现了，它用一种隐秘的力量开始引起一个还很模糊的故事。
必须猜出这束冻花的秘密。所有的人都来揭破这个谜。每一个看见这束花的人，都有各自的想法。
我也有我的想法，虽然我并没有看见这束花。是不是那个向我迎面跑来的小姑娘在牧场上采集的花？大概就是那些花朵。不过怎么落到冰上去了呢？只有在没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神话中，才可能有这种事。
在这里又产生一个想法——对花的特殊的纯粹女性的态度。和我们男人迥乎不同。在我们看来，花是装饰品。女人却把它看成生物，是大千世界里来的客人。我们这些终朝忙忙碌碌的成年男人对这世界只是偶尔淡淡地一瞥，毫不在意。
多么可惜，朝霞这样快地燃起来了。阳光可以驱逐这些思想，使它在严肃之士的眼里，简直变成了笑话。
许多故事因阳光而凝缩起来，象蜗牛一样，藏到硬壳里去了。
可是故事——还在朦胧状态——已经产生了。在童话、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还没出世的时候，阻止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无异于杀害生灵。在我们的意识中，它们好象自己在日升月恒。
童话落到纸上的时辰终于到了。写童话，大抵和用文字表达草的微弱的气息一样困难。写童话时，几乎不能出气，怕吹掉它上面的极纤细的花粉。而且要写得很快，因为微光、淡影和各别的画面迅速而轻捷。不能迟误，不能落后于想象的奔驰。
童话写完了。我怀着感激的心情，还想再看一眼那一双含蕴着童话的光彩奕奕的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