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怎的？”
“要你听听，我想出来一个多么美妙的句子。”
“什么句子？”
“好，你听着：‘受罪啦，老头儿，受罪啦！——乘客们说。’妙不妙？”
“我打哪儿知道！”我回答说。“得看放在那儿，跟什么发生关系？”
盖达尔大为不满。
“‘跟什么发生关系，’‘跟什么发生关系’！”他学着我的语气。“应该跟什么发生关系，就跟什么发生关系！嘿，去你的吧！坐在那儿琢磨你自个儿的文章吧。我可得去把这句话记下来。”
但他没忍了多久。过了二十分钟，他又开始在我窗前走来走去了。
“怎么样，又想出什么了不起的句子来了？”我问。
“喂，”盖达尔说，“从前我只不过是模糊地猜想你是一个放肆的知识分子和一个讽刺家。今天看来果然不错。我感到很悲哀。”
“去去，走开吧！”我说。“咱们好说好商量，别打扰我！”
“了不起，一副拉热奇尼科夫①的架子！”盖达尔说，不过还是走了。
【①拉热奇尼科夫(1792—1869)：俄罗斯作家。】
过了五分钟他又回来了，而且老远就对我高声说了一个新句子。这个句子，说实在的，出乎意料，好得很。我很赞赏这个句子。盖达尔就需要这个。
“得啦！”他说。“这一回我再不到你这儿来了。决不来了！不用你帮助写写看。”
他忽然用说得很糟的法国话添上一句：“再会，俄罗斯苏维埃作家先生！”
当时，他刚开始学法文，学得非常起劲。
盖达尔又到花园里来过好几次，但没打扰我，在远处的一条小径上踱来踱去，一边自言自语地嘟囔些什么。
他就是这样写作的——一边走一边想着句子，然后记下来，随后再想。他整天从屋子里到花园这样出来进去。我很奇怪，并且肯定盖达尔的中篇写得很勉强。但后来才知道，他一向如此滑头，这样写下来的远比一句一句积起来的多得多。
大约在两个星期以后，他写完了鼓手的命运，然后兴致勃勃、心满意足地走到我的浴室里来。
“给你读一篇小说好吗？”
我当然很想听听。
“那么，听着！”盖达尔说，在房中央站住了，把双手插在衣袋里。
“原稿在哪儿呢？”我问道。
“只有那不中用的乐队指挥，”盖达尔用一种教训的口气回答说，“才把谱架放到面前。我要稿子干吗！稿子在桌子上养神哪。你到底听不听？”
他把小说从头到尾背诵了一篇。
“你总归会在什么地方，把什么背错了，”我怀疑地说。
“咱们打赌！”盖达尔喊道。“不会超过十个错误！要是你输了，明天就到梁赞去，在破烂市上给我买一个老式的晴雨表来。我在那儿看好了一个。在那个老太婆的摊子上——你记得吗？——下雨她就顶个灯罩。我马上把稿子拿来。”
他拿来了原稿，把小说又背诵了一次。我看着原稿。仅仅在几个地方弄错了，而且不是什么重要的地方。为了这个我们吵了好几天，盖达尔到底算不算赢，但这已经和本题没有直接关系了。
总之，我买了晴雨表，使盖达尔高兴万分。我们决定按照这个铜质的笨重器皿，来安排我们的钓鱼生活，但立刻就上了当，晴雨表上指着“大旱”的时候，而事实上却下了三天倾盆大雨，两个人都变成了落汤鸡。
那个时期真是妙不可言：无尽无休的胡闹啦，“抽签”啦，文学上的争论啦，在湖上和旧河床上垂钓啦。所有这些都不知不觉地帮助了我们写作。
当费定开始写他的长篇《不平凡的夏天》的时候，我刚好和他在一起。
我由衷地希望费定原谅我冒昧地写出这件事来。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作家特别象费定这样的巨匠的工作方式，不仅对作家们，而且对所有文学爱好者，都很有意思，而且不无益处。
我们住在加格拉紧临海滨的一幢小房子里。这幢房子好象革命前廉价的“公寓”，是一幢体面的贫民窟。
每当风暴袭来的时候，它便为狂风和巨浪的冲击所摇撼，发出嘎吱嘎吱、喀嚓喀嚓的声音，眼看就要塌似的。门上的锁都銹了，穿堂风一吹过，门便慢慢地、可怕地敞开来，停止几秒钟不动之后，又猛丁砰地一声关上，于是灰泥便从天花板上纷纷落下。
所有新加格拉和旧加格拉的野狗都在这幢房子的露台下过夜。它们趁主人暂时外出的时候爬进屋来，躺到床上，心安理得地打起呼来。
不管盘据床铺的野狗的性子如何，进屋子时总要多加小心。狗不大好意思、羞答答地跳起来，失望地叫着跑出去。假如你碰着它的脚，它会因为恐惧而咬你一口。
假如碰上一条不要脸的老油子，它就会躺在床上，用仇恨的眼光盯着你，可怕地叫起来，使你不得不请邻居们来帮忙。
费定的一面窗户朝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