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他快乐。你知道，在某一点上，我对他走并不感觉难受。我要他离开这个不友好的环境，不但为了他，也为了我自己。我不能怪那些人说他不会有什么出息；我恨他们，然而我内心里一直怀着恐惧，觉得他们对。可是，你不要说我体贴。他在追求什么，我一点体会不到。”
“也许你感情上体会到，理智上体会不到，”我微笑说。“为什么你不立刻和他结婚，跟他一起到巴黎去？”
她眼睛里微微露出笑意。
“我没有比这件事情更愿意的了，可是我不能。你知道，我的确认为他没有我要好过得多，尽管我非常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如果纳尔逊医生的话说得对，他的病是一种慢性惊恐症，那么，新环境和新兴趣就会将他医好；等到他的精神状态恢复平衡之后，他就会回到芝加哥来，象正常人一样做生意。我不想嫁一个游手好闲的人。”
伊莎贝儿从小的教养方式使她接受灌输给她的那些原则。她并不想到钱，因为她从来就不曾尝到没有她眼前这一切的滋味，可是，她本能地感到钱的重要性。钱意味着权势和社会地位。人应当赚钱是天经地义的事；他的一生显然应当放在这上面。
“你不理解拉里，我并不奇怪，”我说，“因为我敢肯定他自己也不理解自己。
他不肯谈他的打算，可能是因为自己也弄不清是些什么打算。你记着，我跟他简直不熟，这仅仅是臆测：他有没有可能在寻找什么，但是，寻的什么他并不知道，甚至有没有他都没有把握，会不会呢？也许他在大战中的有些遭遇，姑且不问是些什么遭遇，使他的心情平静不下来。你认不认为，他可能在追求一种虚无缥缈的理想——就象天文学家在寻找一颗只有数学计算说明其存在的星体一样？”
“我觉得有件什么东西在使他苦脑。”
“是他的灵魂吗？可能他对自己感到害怕。可能他对自己心灵的眼睛迷迷糊糊看到的境界是否真实，自己都没有把握。”
“他有时候使我觉得他非常古怪；他给我一个印象，就象是个梦游者在个陌生地方突然醒过来，摸不清身在何处似的。大战前他人非常正常。他最可爱的地方是对生活的热爱。人吊儿郎当的，兴致总是那么好，跟他在一起真是开心；他的为人既可爱，又可笑。是什么使他变得这样厉害？”
“我也说不了。有时候，一件小事情对一个人就会有很大的影响，那要看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我有一次在全圣节那一天，法国人称做的死者节，到一个村庄的教堂去做弥撒，那个村子在德国人第一次向法国进军时曾经被骚扰过。教堂里挤满了军人和戴孝的女人，教堂墓园里是一排排木制的小十字架。当悲惨而庄严的弥撒在进行时，女人都哭了，男人也哭了。我当时有个感觉，仿佛那些睡在小十字架下面的人可能比那些活人要好受些，我把这个感想告诉一个朋友，他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没法解释，而且看出他认为我是个十足的傻瓜。我还记得，在一次战斗之后，一群死掉的法国士兵重重叠叠地堆在一起，看上去就象是一个破了产的木偶剧团胡乱丢在垃圾角落里的许多木偶，因为它们已经不能再派用场了。当时我想到的就是拉里告诉你的那句话：死者死去时的样子看上去多么死啊！”
我不想给读者一个印象，好象我要把拉里大战中那件使他极端不能平静的遭遇搞得神秘化，到适当时候，再加以揭露。我想他跟任何人都没有谈过。可是，他在多年之后，却告诉了一个我和他都相识的女子，苏姗?鲁维埃，关于那个救了他性命而牺牲了的年轻空军情况。苏姗转告了我，所以，我只能根据第二手材料重述事情的经过。我是根据苏姗的法语转译过来的。拉里显然和他的小分队里另一个男孩子结下很深的友谊。苏姗只知道拉里用以称呼他的带有讽刺性的绰号。
“他是个红头发的小家伙，爱尔兰人。我们经常叫他帕特西，”拉里告诉苏姗，“而且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加精力充沛。哎，简直是生龙活虎一般。他长了一张古怪的脸，笑起来也是那副怪样子，人家只要看见他，就忍不住要笑出来。他是个横冲直撞的家伙，什么想入非非的事都做得出；上级经常把他叫去臭骂一顿。人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害怕，作战时差一点儿就送掉性命，他却笑得嘴咧得多大的，就象这是世界上最好笑的事情一样。可是，他是个天生的飞行员，在天上时，非常沉着和警觉。他教给我不少东西。他比我年纪大一点，把我看作是他的小弟弟；这的确有点滑稽，因为我比他要高出六英寸，如果动起手来，我可以随便一拳就把他打倒。
有一次，在巴黎，他吃醉了酒，真的把他打倒过。
“我参加空军小分队时，人有点不够振作而且怕自己做不出成绩来，他总是跟我讲些好话，加强我的自信心。他对战争的看法很怪，对德国鬼子一点没有敌意；可是，他喜欢打架，和德国鬼子打仗，他从心眼里快活。打下他们一架飞机，在他看来，等于和德国人开了一次天大的玩笑。人老脸皮厚的，一点没有管束，一点不知轻重，可是，有那么一点真挚的地方，使你没有法子不喜欢他。在你身上会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