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那些骨头就像是开京的骨头。
第二天，日本人来把格鲁托芙小姐带到战俘营去。格鲁托芙小姐早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可她没有试图逃跑。“我决不会主动离开我的学生，”她对我们说。她的衣箱早已理好，她带上了旅行用的帽子，帽带系在脖子上。五十六个女孩子站在大门口，哭着跟她道别。“潘老师，别忘了上使徒课，”她临登上卡车车厢前，回头叫道。“别忘了告诉其他人，教他们传福音。”我觉得她的告别词很是奇怪，别的人也一样迷惑不解，最后，还是潘老师揭示了她话里的秘密。
他带我们来到大厅，来到一位使徒的雕像前。他拧动雕像的手，里面露出一个洞，那是他和格鲁托芙小姐挖的，他们把金银钱财和在北京的毕业学生名单都藏在里面。过去的一个月来，他和格鲁托芙小姐两个人一直在忙着这件事情，天天干到深夜。她在每尊塑像里都只藏了一小部分自己多年的积蓄。这么一来即便日本兵发现其中一尊里面的钱，他们这些不信教的人，也不大会从几百座塑像里找到其他藏有钱财的神像。
万一育婴堂一带环境变得很危险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些钱把学生带到北京去，每次带四五个人分批走。到了北京，他们可以投奔从前的学生或是学校的老朋友。格鲁托芙小姐已经跟这些人取得了联系，他们都同意，若是时机到了，我们只需要通过无线电通知他们我们什么时候到，他们愿意帮助我们。
潘老师给我们每个人——老师，帮工和四个年纪较大的学生——分配了一座使徒像，教我们分其中的救急款。打从格鲁托芙小姐离开的那天起，潘老师就教我们练习，记住哪座塑像是哪位使徒，塑像里哪个部位木头挖空了藏着钱。我以为每个人只要记住自己负责的使徒像就可以了，可是于修女说：“我们应该大声叫使徒的名字，呼唤他们来保护我们的财产。”我们不得不反复诵读这些名字，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彼得，马太，约翰，雅各一，雅各二，安德烈，腓力，多马，西门，达太，巴多罗买。叛徒犹大没有塑像。
格鲁托芙小姐离开我们以后，大概过了三个月，潘老师决定我们也该走了。日本人知道山里藏着共产党，很生气，想通过屠杀附近村里的人把共产党引出来。于修女告诉我和高灵，说日本兵对许多纯洁少女犯下了无法言喻的罪行，有些孩子才只有十一二岁。各地都有这种事发生，天津，通州，还有南京。“有些女孩他们没当场杀死，后来她们自己都不想活了，要自杀，”她又说。我们想像得出那种种惨状，即便于修女没有明说，我们也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算上四个年纪比较大的学生，我们一共有十二个顶事的人。我们用无线电通知格鲁托芙小姐在北京的朋友，他们说京城沦陷，但局势还算是稳定，让我们等他们的消息。因为火车并不是每天都开，若是我们在路上被困，分散在不同地方成好几天得等着怕是不妥。潘老师给我们排了顺序：第一组由王嬷嬷带队，她们可以告诉大家路上情况如何，再后面是四个大点的学生带领孩子们走，再接着是厨子老婆，王老师，厨子，高灵，我，于修女，最后是潘老师。
“为什么你留最后？”我问他。
“因为我会用无线电。”
“你也可以教我用无线电。”
“还有我，”于修女和高灵也说。
我们争执不休，都抢着要留到最后。为了把危险留给自己，我们都很不客气地互相批评。潘老师眼睛不好，一个人留下不行。于修女耳朵不好。高灵脚不好，还怕鬼，一慌就乱了阵脚。虽说我也有种种缺点，可最后却决定让我留到最后，好让我尽量长时间地陪在开京墓旁。
如今我总算可以坦白，最后那几天我真的是吓坏了。我负责四个孩子：一个六岁，一个八岁，一个九岁，一个十二。虽说自杀的念头令我感到片刻的安慰，但坐以待毙却令我神经紧张。每当一群孩子离开，育婴堂里都越发显得又大又空，人的脚步声也越来越响。我生怕日本兵会来，发现了无线电，把我当成间谍，严刑逼供。我给孩子们脸上抹上灰，教她们，万一日本人来了，要把头脸抓破，假装有虱子咬。每个小时我都要向耶稣和如来佛乞求一遍，别管哪路神仙，保佑我们就好。我给宝姨的照片上香，去开京的墓，跟他坦白诉说我心中的恐惧。“我的骨气哪去了？”我问他。“你说我性格坚强。我的坚强都哪去了？”
最后剩下我们几个，单独呆了四天以后，听到无线电里传来的消息说：“快来，火车开了。”我赶紧去告诉几个孩子。这时我总算见到奇迹出现了，只不知这是西方上帝保佑呢，还是中国神仙帮忙。我惟有谢天谢地，幸好几个孩子都肿着眼睛，眼角还流绿脓。她们眼睛只是有点轻微感染，但看上去十分吓人，谁也不会想去碰她们。我很快想出主意来打扮自己。我把早上我们喝剩的粥倒了一些出来，把稀的米汤倒出来往脸上，脖子上，手上抹了个遍。米汤干了以后，我就变成了个粗手粗脚，相貌难看的老村妇。我又把剩下的米汤倒到个暖瓶里，里面又倒上些鸡血。我命孩子们把鸡窝里剩下的鸡蛋全拿来，连臭蛋也要，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