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我命令你大声清楚地说出你的名字。”
我当时又气又饿，所有人的目光全集中到我身上。我紧闭着嘴站在那里。
“讲。”为这场戏挑选演员的导演大声说，这是我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一个我不愿意扮演的角色做声音试听表演。“你叫什么名字？”
沉默。
“快讲！”
“说！要么我们就来帮你把舌头掏出来！”一个声音在黑暗中恐吓我说。
“噢，长官，厄（我）的名字斯约赛?吉米艾，”我脸部肌肉抽搐着笑了。“你索的花（说的话）难听，难——”
“割他的舌头！”前排的一个流氓大声喊，如果不是有那么多人在场的话，他肯定特想帮着把我的舌头割下来。
“啊依，你斯索散（是说三）号？”我用依地语的数字说，存心跟他们开个小小的玩笑。“还斯索（是说）他，老板？”我的话音里暗示了种族歧视。
“好啦。三号，归队。”
“哦不，我不归队。既然你让我讲，那我就讲。”我的脸红得像甜菜头，愤怒的汗水顺着面颊往下淌。哦不，先生们，你们别想轻而易举地甩掉我。“现在我要问你们所有的人几个问题。比如说，”我火了，“我的权利呢？我的公民权呢？我的人权呢？”
“归队！”
“当然，我会归队的，可是宪法规定的属于我的权利呢？米兰达原则①呢？我的律师在哪儿？我的皮带在哪儿？没有皮带你打算让我怎么在台子上走来走去？假如我掉了裤子你们会以当众羞辱性暴露罪名逮捕我。这是诬陷。我都说清楚了，看着办吧！你们逮捕我是有理由的，对吗？上来吧，我给你们理由。我要让你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今天在场的所有的人——你们会为此而后悔。我要让你们为阴谋剥夺我的公民权而遭逮捕。我要上告，不光告城市部门和警察署，还要告你们每一个人。我要摘下你们的勋章，扣发你们的工资，我要……”三号不停地说下去，他被两个体壮如牛的汉子拉下台子拖出候审队伍送回拘禁室。“无罪拘捕，阴谋，野蛮！你们都可以作证。我要传唤你们每一个人……”
①指美国最高法院规定在审讯在押的嫌疑犯之前，侦察人员必须告知对方有权保持沉默，不作自证有罪的供词，有权聘请律师并要求讯问时有律师在场等。
回拘禁室的路上我的监护人对我不是打就是踢；尽情发泄不满，惟恐我忘了他们。回来后还没呆稳我便又匆匆忙忙被从囚笼里提出来了。
“什么事？”我问。他们把我领到一张桌子面前，上面散放着昨天夜里扣留的我的全部行当。
“指控结束了。”那个瘦瘦的灰脸皮看守说。
“结束了？”我吃惊地问，赶忙抓过皮带和鞋带系好。结束了？就像刚才那样？我很惊讶，忽然想到一定是有某一位有权威的善人在帮助我。
签在这儿，他们说。我把名字草草地签上，匆匆跟在警卫身后走下楼梯穿过最后的几道门。
下一步怎么办？我边呕吐边想。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我看见谁了呀？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商人和作家，大好人伯尼?考夫曼。他站在屋子那一端正盯着鞋尖专注地思考着什么。
“伯尼！”我高兴地说着快步朝他走过去，他心不在焉地瞅着这个准备与他的解救人拥抱的自由了的犯人——考夫曼先生脸色不好，又憔悴又难看，好像还没从震惊中缓过来。看到了蓬头垢面的我，这位一向侃侃而谈的企业巨子，英语语言大家，结结巴巴地开了口。
“发——发——发生了什——什——什么事？”他口吃地说。他上下打量着我，警觉与惊讶使他的脸像霓虹灯一样一会儿红一会儿白的。
“瞧，我真的十分抱歉不得不把你叫来。”我道歉说，对于把伯尼拉进我的生活的泥淖感到懊悔。
“警察对你那个了吗？”他往后迈了一步问道，也许为了站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也许想看一看我的褴褛与创伤——很难说是为什么。
“没有。没有。与我所经历的相比，跟他们在一起算是件乐事哩。”就是在那儿，我们双双站在警察所里水泥地上，我向他道出了一切，告诉他昨天发生的一系列不幸事件：我怎样被打与被抢，小流氓怎样一分钱也不给我剩，连汽车票也拿走了，后来我怎样在地铁里不知所措地徘徊，后来又怎样被警察带走，他们怎样指控我犯有流氓罪以及编造出来的一大套罪名。“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我给城里的朋友们都打过电话，可是一个人也找不到。我试了一遍又一遍，等等。等等。等等。连我的律师也上夏威夷度假去了——你能想象吗？到头来你是我惟一能联系上的，”我用尽了溢美之词滔滔地说，“我非常抱歉不得不……”
“好啦。好啦。”伯尼有点冷冰冰地说，我不敢肯定我们两人谁会相信这些鬼话。
“不知道该怎样报答你，”我笑着拿起他的手使劲摇了摇，然后飞快地朝门口走去。
“可是，你去哪儿呀！”他犹豫了一下喊道，紧随我后边跑下石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