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大迁徙，因而使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人全都混起来了。今天的法国人，已不再是从前那种长得又高又大、金头发、白皮肤的法国人了；希腊人也不再是那种在艺术上作为模特儿的希腊人了；就连罗马人的面貌也变了样子，甚至他们的性情也有了改变；波斯人原来是属于鞑靼族的，由于同塞加西亚人的血统相混，他们也一天天地失去了他们原先丑陋的样儿；今天的欧洲人已不再是高卢人、日耳曼人、伊比利亚人和阿洛布罗格人了；他们全都是西塞人，只不过面貌略有不同，而性情则有较大的差异罢了。
这就是为什么由风土的影响而产生的古代的民族特征比之今天更能显示民族和民族之间在气质、面貌、风俗和性格上的差异的原因；今天的欧洲是很不稳定的，所以没有足够的时间让自然的原因打上它们的烙印，同时，欧洲的森林已经砍伐，池沼已经干涸，土地的耕作情形虽然比古代坏，但耕作的方法比从前更一致了，所以，由于这种种原因，连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之间在外形上的差别也看不出来了。
也许，当我们考虑到这种种原因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样性急，一看希罗多德、提西亚斯和普林尼的书就加以嘲笑，说他们笔下所描写的每一个国家的居民都有一些我们所不曾看到过的原始的特征和显著的差异。要是能找到原来的那些人，就能从他们的身上看出原来的面貌；要是他们没有丝毫的改变，他们就能保持原来的样子。如果我们能够同时把所有一切曾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的人放在一块儿研究的话，我们哪能不相信他们确实是一个世纪比一个世纪变得大不相同，哪能不相信在今天无论你从这个民族找到那个民族都是找不到他们那种人呢。
随着研究工作的愈来愈困难，人们对它就愈来愈忽视，而且也做得很不彻底，这也是我们在探讨人类天性的发展方面成绩不佳的一个原因。一个人抱着什么目的去游历，他在游历中就只知道获取同他的目的有关的知识。如果他的目的是想创立一套哲学，则他便只是去看他希望看到的东西的；如果他的目的是在追逐财货，他就会把他全部的注意力贯注在同他的利益有关的事物上去的。商业和手工技术固然是能够使各国人民互相交往，然而也妨碍了他们互相了解，因为，当他们彼此都想在对方身上谋求利益的时候，哪里还有心思去过问其他的事情呢？
把凡是我们能够生活的地方都看一看，对我们来说是有益处的，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能够使我们生活得最舒适的地方。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给自足地靠自己的力量生活，则他只须了解他赖以生活的地方就够了。一个野蛮人是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就能生活的，他对整个世界也是没有什么贪心的，因此，他只了解，而且也只想了解他所生活的那个地方。如果他迫不得已地要到其他的地方去生活，他也将避免来到人所居住的地方，他愿意靠野兽生活，而且，只要有野兽，他也就能够生活。可是我们，我们是需要过文明人的生活的，我们不吃人就活不下去，我们每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都喜欢到人数最多的国家去。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涌向罗马、巴黎和伦敦的原因。在各国的首都，人血的价钱总是最便宜的。到大都会去看到的都是大人物，而大人物全都是差不多的。
人们说，我们有许多学者为了研究学问，已经到外国去游历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那些学者同其他的人一样，也是为了利益才到外国去游历的。象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这样的人，在今天是再也找不到了，即使是有的话，也不在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学者个个都是奉了朝廷的命令到外国去游历的；朝廷派遣他们，供给他们旅费，发给他们薪水，叫他们去研究这样或那样的事物，很显然，他们去研究的事物决不是道德方面的。他们必须把他们全部的时间都奉献于朝廷的目的；他们太老实了，哪里能拿了朝廷的钱不做朝廷的事。不管在哪一个国家，如果确有一些好奇的人自己花钱去游历的话，那也不是为了去研究人，而是为了去教训人。他们所需要的不是学问而是浮华的外表。他们哪里能想到应该在游历中学会摆脱偏见的桎梏呢？他们正是出于偏见才去游历的。
为了观赏一个国家的山川而去游历，和为了研究一个国家的人民而去游历，其间是大有分别的。好奇的人总是抱着前一个目的去游历的，他们在游历中只是附带看一下一个国家的人民。对研究哲理的人来说，则应该同他们相反，主要是研究人民，而附带看山川。小孩子是先看东西，等他长得够大了，他才研究人。大人则应该先研究人，然后才看东西，如果他有看东西的时间的话。
因此，我们不能够因为游历得不好就得出结论说游历没有用处。不过，即使承认游历有用处，但我们能不能够因此就说什么人都可以去游历呢？不，恰恰相反，只有很少的人才适于去游历，只有那些有相当的毅力的人，能够从他人的错误中接受教训而不受引诱的人，能够借鉴别人的恶事而自己不去做恶事的人，才可以去游历。游历可以促使一个人的天性按它的倾向发展，以致最终使他成为一个好人或坏人。一个周游过世界的人，在回来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