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场合中，不平等的现象既不显著，偏见的压力也不太大，而且，在这种场合中人们所追逐的是声色而不是虚荣；因为，在相反的情况下，一时的时髦将压倒人们的爱好，使他们在选择东西的时候，不问那个东西是不是他们所喜欢，而只问它能不能使他们引人注目。
在后面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说良好的风尚就是大多数人的喜好，那就不对了。为什么呢？因为目的变了。因此，大多数人的看法并不是他们自己的看法，而是他们认为比他们高明的人的看法；那些人怎样说，他们就跟着怎样说；他们之所以称道某一个东西，并不是因为它好，而是因为那些人在称道它。在任何时候，让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看法，这样，大多数人所称道的东西其本身便必然是好的。
在人做的东西中所表现的美完全是摹仿的。一切真正的美的典型是存在在大自然中的。我们愈是违背这个老师的指导，我们所做的东西便愈不象样子。因此，我们要从我们所喜欢的事物中选择我们的模特儿；至于臆造的美之所以为美，完全是由人的兴之所至和凭借权威来断定的，因此，只不过是因为那些支配我们的人喜欢它，所以才说它是美。
支配我们的人是艺术家、大人物和大富翁，而对他们进行支配的，则是他们的利益和虚荣。他们或者是为了炫耀财富，或者是为了从中牟利，竞相寻求消费金钱的新奇的手段。因此，奢侈的习气才得以风糜，从而使人们反而喜欢那些很难得到的和很昂贵的东西。所以，世人所谓的美，不仅不酷似自然，而且硬要作得同自然相反。这就是为什么奢侈和不良的风尚总是分不开的原因。哪里崇尚奢侈，哪里的风尚就很糟糕。
特别是在男女的交往中，审美力不论或好或坏都容易表现出来；它的陶冶是必然要受到在这种交往中所接触的对象的影响的。但是，由于男女交往的种种便利条件冲淡了喜悦对方的心，审美力就一定会因之退化的；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又找到了另外一个最能说明良好的风尚取决于良好的道德的原因。
在有形的和需要凭感官判断的事物方面，应当斟酌妇女们的爱好去做；在精神的和需要凭智力判断的事物方面，应当斟酌男子们的爱好去做。当妇女们确实做到象一个女性的样子的时候，她们就只是过问她们有能力过问的事情的，而且作出的判断往往是很正确的；但是，当她们硬要指指点点地批评文学，说这本书做得好、那本书做得不好，而且还要把她们所有的精力用来做书的时候，她们的看法就会一无是处的。做书的人如果拿他的著作去请教于女学士，那一定会弄得很糟糕的；讲时髦的男子如果去请妇女们指点他们的打扮的话，那一定会打扮得很可笑的。我不久就会谈到妇女们的真正的才干，谈到培养她们的才干的方法，谈到在哪些事情上应当听取她们的意见。
当我和爱弥儿谈论在他目前所处的环境和他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中他不能不注意的事情时，我就把以上这几个基本的论点作为原则。谁能说这种事情同他没有关系呢？不仅是需要别人帮助的人应当了解什么样的东西能够使人感到喜欢或不喜欢，而且那些帮助别人的人也应当在这方面有深刻的了解；你首先要使他感到喜欢，然后才能够对他进行帮助；只要你著书立说是为了阐发真理，则讲求表达的方法就决不是一件无聊的事情。
如果是为了培养我的学生的审美力，而必须在一些审美观尚未形成的国家和审美观已经败坏的国家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我选择的次序是颠倒的；我先选择后面这种国家，而后选择前面那种国家。这样选择的理由是：审美观之所以败坏，是由于审美审得过于细腻，专门挑选大多数人看不到的地方来欣赏。过分细腻，就会引起争论；因为，我们对事物的区别愈细，则需要区别的地方就愈多，这样一来，对美的看法就会穿凿入微而很难一致。因此，有多少人便会产生多少种审美观。对个人的爱好进行争论，就会扩大哲学和人的知识范围，从而就可以学会如何思考。只有广泛地涉足于各种社会场合的人才能细腻地审美的，因为要把所有的美的样子都看过以后，才能注意到细微的差别，至于那些不常到稠人广众的场合中去的人，他们审美的时候是只看一个大样子的。也许在现今世界上还找不到哪一个文明的地方是象巴黎的一般人的风尚这样如此糟糕的，然而良好的风尚也正是在这个首都形成的；似乎，在欧洲受到人们重视的书籍的作者没有一个不是在巴黎受过教育的。谁要是以为只要看一看在巴黎出版的书就够了，那是一定会上当的；因为，我们同作者谈一次话，比读他们的书还能了解到更多的东西；何况对我们最有教益的人还不是著作家哩。必须依靠社会的精神才能使一个有思想的头脑得到开展，才能使他的眼力尽量地看得深远。如果你有一点天才的话，请到巴黎去住一年，你马上就能充分地发挥你的天才，否则你就会一事无成的。
我们可以在风尚不良的地方学会怎样运用我们的思想，但是我们决不能同那些已经沾染了不良风尚的人抱同样的看法；不过，如果我们长期同那些人在一起的话，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应当借他们的思想来改进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