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地教诲学生的冬烘先生，得了人家的束修，所以他们的说法就完全不同；其实，根据他们自己的行为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看法同我的看法完全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教给学生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呢？辞句，辞句，还是辞句。在他们所吹嘘的各种学科中，对学生真正有用的，他们反而不教，因为它们是事物的科学，他们就不会教好；他们所选教的是他们知道其中的一些术语、谱系、地理、年代和语言等等的科学，以此显示他们精通这些学科；然而所有这些学问，对成年人来说关系已经不大，对孩子来说关系就更小了，所以，只要他一生当中能把它们拿来用上一次，就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了。
我把教授语言当作一种没有用处的教育，你也许对这一点会觉得奇怪；不过你要知道，我在这里说的只是童年时候的教育；所以不管你们怎样说，我不相信哪一个孩子（有天才的儿童除外）在十二岁或十五岁以前是真正学会了两种语言的。
如果说语言的学习只不过是学习一些辞，也就是说学习表达这些辞的符号或声音，那么，我也认为这种学习可能是适合于孩子的，不过，语言在改变符号的同时，也就把它们所表达的观念改变了。知识是由语言形成的，而思想则带有观念的色彩，只有理性是共同的，每一种语言的精神都有它独特的形式，这个差别可能是民族性格不同的一部分原因或结果；可以用来证明这种推断的是：世界上各个民族的语言都是随着它们的风俗而几经变化的，它们也象风俗那样，或者是保持下去，或者是有所改变。
孩子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便可学会那些形式不同的语言中的一种语言，而这也就是他在达到有理智的年龄以前所能记得的唯一的语言。为了学会两种语言，就需要懂得比较它们的概念，然而现在他们连概念都不知道，怎么能进行比较呢？每一种东西在他们看来都有成千种不同的符号，然而每一个概念却只能有一种形式，因此他们只能学会一种语言。有人说他们的确学会了几种语言；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曾经看见过几个据说是能讲五、六种语言的神童。我听见他们讲了德语，接着又用拉丁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的辞来讲；他们确实能用五、六种辞汇，但他们始终是讲的德语。总之，不管你愿意教孩子多少同义语，然而你变换的是辞而不是语言，所以他们还是只能学会其中的一种语言。
正是为了掩盖他们在这方面的无能，所以你才偏偏教他们去学那些已经死了的语言，因为现在是再也找不到人来评判对这些语言的教法是不是合乎文规了。由于这些语言的通常用法早已失传，你就摹仿书上所写的辞句，而且还说这些就是口语哩。如果老师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就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就可以想见孩子们所学的希腊文和拉丁文了。他们才刚刚记得一点语法入门，还根本不懂得怎样用法的时候，你就要他们把一篇用法文写的文章译成拉丁文；当他们学得高深一点的时候，你就要他们把西塞罗的句子写成散文，把维吉尔的一些诗篇写成韵文。这样一来，他们就以为是能够讲拉丁语了，谁又去说他们讲得不对呢？
在任何一门学科里，代表事物的各种符号如果不具有它们所代表的事物的观念，那就是毫无意义的。而你使孩子所学到的，也就是限于这种符号，而不能使他们明白它们所代表的东西。你以为你已经教他明白了地球是什么样子的，其实仅仅使他看到了一些地图：你教他的城名、国名和河名，而他则认为这些地方除了在图上指给他看一下以外，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记得曾经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一本地理书，它开头就这样说：“什么是世界？世界是一个用纸壳做的球。”孩子们所学的地理正是这个样子。我敢说，你拿地球仪和世界志教他们学了两年之后，还找不到一个十岁的孩子能够按照你所教的法子说出从巴黎到圣丹尼镇应该怎样走法。我敢说，没有任何一个孩子能按照他爸爸的园林示意图走过其中曲曲折折的道路而不迷失方向的。请看，知道地图上哪里是北京、伊斯帕亨、墨西哥和地球上所有一切国家的博士，就是如此。
我听见有些人说，最好是让孩子们去学那些只用眼睛学的东西；如果确实有什么东西只凭眼睛就能学会的话，那当然是可以的；不过，这样的东西我根本还没有见过。
更加可笑的是，你叫他们学习历史：你在想象中以为历史是可以被他们理解的，因为它搜集的全是事实。但是，“事实”这个辞应当怎样理解呢？你认为决定历史事实的种种关系是那样容易理解，以至在孩子们的心中可以毫无困难地形成相应的观念吗？你认为对事件的真正了解可以同对事件的原因和结果的了解相分开；认为历史涉及道德的地方是非常少，以至不懂道德的人也可以学会历史吗？如果你在人的行为中只观察外部和纯肉体的活动，那么，学了一阵历史又能学到什么东西呢？那是绝对学不到什么东西的；学习历史既索然寡味，就不能使我们得到快乐，也不能使我们获得教益。如果你愿意拿那些行为的道德关系来衡量它们的话，就请你试一试，看你的学生能不能了解那些关系，然后你就明白象他们那样年龄的人适合不适合学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