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家、律师，也是霍桑在波士顿结识的朋友。
①乔叟于一三七四--一三八六年任伦敦海关的审计官；彭斯于一七八九--一七九一年任苏格兰邓弗里斯的海关税收员。
声，希冀通过写作使自己跻身于世界名流行列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虽然它常常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它告诉他一旦走出他要求得到承认的那个狭小的圈子，他就会发现在那个圈子之外，他所成就的一切或力争达到的一切是多么的一文不值，毫无意义。我知道不是我特别需要接受这个教训，而是作为警告也罢，或作为责备也罢，我领会得最为彻底。但沉思起来让我暗暗高兴，这个真理虽然被我完全理会了，但它并没有使我感到痛苦，或者要求我在一声叹息中将它置之脑后。在谈论文学方面，有一名海军军官，他常来与我讨论他所喜欢的这个或那个题目，拿破仑或者莎士比亚等。他是个挺不错的人，跟我一块来到海关，比我离开得晚一些。税收官的年轻书记员也是一位不错的小伙子，据私下传说，他时常在公家的信纸上写上一些看上去像诗一样的东西，不过那是在几码远的地方看过去。他还不时跟我谈论书，把书看成是我很熟谙的东西。这些便是我与文人的全部交往，倒也满足了日常需要，绰绰有余。
我不再追求和关心我的名字印刻在书的封面上了，窃喜自己的名字有了另一种流传的方式。海关标号员用模板和黑漆把我的名字印在胡椒袋、染料筐、雪茄箱，以及各种上税商品的包装上，表明这些货物都已经征过税了，按规定办了手续。我搭乘上这样一辆奇怪的扬名的列车，我的生活随我的名字一起出走，把我带到了我从未去过的地方，也是我希望永远不再去的地方。
但是，往事是不死的。原来非常重要、非常活跃的思想，虽然被悄悄地搁置一边，但偶尔会再度复活。一个突出的例子便是昔日的习惯在我身上苏醒了，它要求我按照文学写作的规律奉献给公众我现在正在写的这篇随笔。
在海关二楼有一间很大的房间，砖墙和橡木都没有用木板和泥灰遮抹起来，赤裸裸地露在外面。这座大楼原先的设计规模很大以适应旧时港口商业活动的需要，还考虑到以后的大发展，只是从未实现过，所以这楼的空间极大，远超过用户能处置的空间。因此，在税收官上面的这间空荡荡的大厅，尽管陈年的蜘蛛网布满了黑乎乎的椽梁，至今没有峻工，等待着泥瓦木工来竣工。在房间的一端，在一个壁凹里放着许多大桶，一个垒一个，里面装着一捆捆的公文。地板上铺满了这类垃圾。想到在这些发着霉味的文件上浪费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年年月月的劳动，真让人寒心。它们现在成了一种累赘，躲在这个被遗忘的角落里，从没有人来看一眼。但是，又有多少成捆成捆的其他的手稿同样被遗忘了，这些手稿上填写的不是枯燥的公文报表，而是凝聚着智慧的思想和发自肺腑的丰富情感。再说，不像这些堆积如山的文件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那些稿件当初就没有派上用途；最令人伤心的是，它们没有给作者换来舒适的生活，那种海关职员用他们的笔涂涂划划就能享受的舒适生活。
当然，他们的涂涂划划并非毫无价值，也许可以用作写地方志的素材。
无疑，从这些材料中可以找到以前塞勒姆港的贸易统计数字以及当初塞勒姆富豪巨商的历史记录--老船王德比、老比尔·格雷、老西蒙·福瑞斯特①以及其他许多商界巨头。不过，他们的油头粉面还没有进入坟①格雷曾任马萨诸塞的副总督；福瑞斯特是霍桑家的一个富裕亲戚。
墓，他们堆积如山的财富便开始减少。现在组成塞勒姆贵族阶层的那些家族中大部分创始人的发迹史可以从这些材料里追溯到，他们都是从做不起眼的小买卖起家的，一般都是在革命后的时期发起来的，然后飞黄腾达，乃至他们的儿孙以为他们家族的地位渊源流长。
现在缺乏革命前的资料，海关早期的文件档案也许都带往哈利法克斯去了，因为当时英王朝的官员都跟军队一起从波士顿逃跑了。这对于我常常是一件憾事，因为那些失落的文件一直追溯到克伦威尔摄政时期②，一定包括许多被人遗忘的和为人怀念的人物的史料，以及古时候风俗习惯的资料；它们带给我的愉悦就如同我在quot;古屋quot;附近的田野里捡到印第安人使用过的箭头一样。
一个下雨天，百无聊赖，我很幸运发现了一件颇为有趣的东西。我在墙角上的一大堆垃圾里东翻西找，打开一份又一份文件，读着那些早已沉在海底或在码头边腐蚀锈烂的船只名字以及一些商人的名字，他们的名字在现在的证券交易所里从未听见过，甚至在他们长了青苔的墓碑上也难以辨认出来；我带着沮丧和厌倦的心情与强打起来的一点兴趣看着这些东西，就像在瞧一具干尸；同时运用我因很少使用而很不活跃的想象力，用这些枯槁的骨头勾勒出这座古镇的形象，描绘出它光辉灿烂的一面，如那时印度是美国新发展的一个贸易区，只有塞勒姆港与它通航。就在这堆东西里，我偶然发现了一个小包，细心地包在一张泛黄的羊皮纸里。这包东西看上去像是过去某个时期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