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天朝加重赋税，百姓无力承担，贪官污吏趁机勒索，巧取豪夺，以至弄得国家一片混乱，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百姓深受其害。
躺在一张卧榻上，枕边点燃一盏常明不熄的灯火，将专门熬制过的烟膏用铁扦儿挑了放在灯火上烧，烧成油状、膜状的烟泡，然后放在烟锅里，手执烟论，就着灯火悠悠地吸，悠悠地吐，神魂飘散，天地混沌，真快活如神仙一般。是以自乾隆初年起，鸦片吸食如同一股强大的山洪在中原大地爆发，几乎是所向披靡，无坚不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迷恋于昏灯傍榻的时光，那如生如死，麻木不知何时何夕的精神境界。
鸦片的消极作用则更大，它不仅会造成人的心速和呼吸减缓，主要的生理功能紊乱，身体消瘦，新陈代谢失调，而且最重要的是吸食者必上瘾，瘾君子完全成了鸦片的奴隶，沉溺于其中而不可自拔，离不开鸦片就如同离不开水和食物一样，烟瘾发作的时候，那简直比死还难受。同时还造成人的能力的丧失，生活也日益贫困。对天朝的统治也具有很大的冲力，白银外流，国库空虚；官兵吸食战斗力削弱，法律松弛……最后天朝以至闭关自守，峻法不行，有妨国运。
真是一民之灾，千古之恨啊！
于是林则徐受命于1837年4月9日出任湖广总督，到丙湖之地整治吏治严禁鸦片。
据记载，远在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朝廷便发布了禁烟的条律，律定贩卖者“枷号一月，发边充军”，开烟馆者“照邪教惑众”律判处死缓（绞监候）。乾隆年间，更严定律例：国内买卖，枷一月，杖一百，发边充军三年；侍卫官吏犯了禁例，革职；枷二月，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外为奴，虽尚未触及吸食者，当时的朝廷也已意识到了鸦片对国对民的危害。
到了嘉庆初年（公元1796年），禁令更严，除了废除海关鸦片税例，严禁进口，在广东逮捕了囤积鸦片商人叶桓树，把黄埔港长年停留的鸦片船全部逐出内洋，同时把旨令的矛头也对准了官吏，一再严诏要总督巡抚严厉“查参”阳奉阴违的管关官员。
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由于鸦片走私而每年外流白银数百万两的报告，由御史黄中朴奏至皇帝案上，禁烟才真正走上朝廷月月朝议的议事日程。道光皇帝干脆成了一个禁烟皇帝，他先后数十次下诏作出禁烟的指示，加重了先帝的惩处条例，在清查来源、禁运、禁贩、禁种的同时，定律禁吸，第一次将吸食者绳之于法，并拿京城里吸食鸦片的王公问罪，拿广东一个姓郭的贩卖者开了杀戒。
尽管如此，鸦片的输入还是逐年增加，道光元年四千七百七十箱，道光七年一万零二十五箱，道光十八年二万八千三百零七箱。东南沿海，“十室之邑，必有烟馆”，有的地方近半数人口吸食鸦片，每年用于抽大烟的银子，可以与国家的税收数目一较高低；鸦片已头顶禁令进了官府，进了军营，进了京城，进了皇宫，沿海军队官兵吸食者，已在“十之六七”，天朝军队逐渐变成一支面黄肌瘦，形容枯槁的双枪军；科举考试中，偷携鸦片入场的工具已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行当，市场上已出现为图求功名的读书人准备的如下东西：可藏鸦片的中空牙柄团扇，可一器两用的水烟管具，内有夹层铜制钱盒，福建省城鼓楼鞋店里出卖的空心鞋底，夹袋靴每双售价三十余元，依然趋之若鹜，购者云集，供不应求；全国吸毒人数已超过四百万，八十万清军中，吸食成瘾者有二十万之众；文职官员也不下于此；乡间城里，到处都有竹管吸空家业的流浪乞丐，到处都有烟雾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伤故事，到处都有“世风日下”的无望叹息……
到了林则徐就任湖广总督之时，中原大地已布满了烟雾的弥漫，成了一个混混沌沌的“仙界”了。
林则徐上任后，其最为突出的政绩就是厉行禁烟，其用心真可谓是殚精竭虑了，首先就下令收缴烟土烟枪，单在武汉，他不到一年时间即拿获并查缴烟土一万二千余两，收缴烟枪二千余支，并全部用桐油焚烧之后弃入江中，其次还自己捐钱创制四种戒烟药方，配制戒烟药丸，帮助愿戒烟瘾的瘾君子摆脱烟害，以至于总是有一些男女老幼每逢林则徐出街，便在路旁叩头称谢，声称其子其夫久患烟瘾，今服药断绝，身体渐强。
经过林则徐的整治，这时的两湖之地已焕然一新了，单从武昌一地便可看出，只见武昌城内到处是店铺林立，小贩云集，火势旺盛的炉边，热气腾腾，四处飞扬，弥漫着香气，铜勺在锅边轻轻地控着油，只听当当的轻脆悦耳的声响，卖着烧饼、油糕、豆浆、杂碎，提篮提筐的小贩四处吆喝，叫卖果饼、花生、瓜子、糖球、柿子、炒栗，茶棚、酒店则更是布满了每个可用上派场的角落，里面都坐着主顾们，只听这边叫道：“小二，来壶酒。”那边叫道：“掌柜的，彻壶茶。”街上更是人潮如海，来来往往，川流不息，既有本地的熟主，又有从远地而来的生客；既有身着直领衫、高领衫、毡帽布鞋，被满洲人称为“蛮子”的汉人，又有长袍短褂，被汉人叫做“鞑子”的满洲人、蒙古人；既有缠腰带、背褡裢，一脸风霜的庄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