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个九岁的小姑娘和一个十一岁的小姑娘出庭作证。（只要应付过目前这场审判就行，至于这两个孩子心灵上会受到什么影响，今后会怎样，那就不管了。）小女孩的笔记本上写着《圣经》里的话，这就是quot;物证quot;。
受审者之一姓巴兹别伊，是个矿工，家里有九个孩子。就因为他是浸礼派教徒，矿山工会委员会从来不给予他任何补助。现在，人们对他的小女孩尼娜，一个刚刚读八年级的学生，采取威胁、收买（矿山工会委员会给予她五十卢布）和许愿（答应将来安排她上大学）的办法，迫使她在预审中捏造了一些关干她父亲的异想天开的证词：说父亲曾企图用变了质的甜汽水毒害她，还说在信教的人躲藏到森林里去集体祈祷（因为在村里祈祷要受迫害）的时候，她看到森林里有一个quot;无线电发报设备，一棵很高的树上缠着电线quot;。在这之后，尼娜为自己的捏造感到十分痛苦，她得了头痛病，当局便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关在狂躁型精神病患者病房里。尽管如此二开庭时还是把她带出医院，希望她还能在法庭上作证。但是她却完全推翻了：quot;那都是侦查员亲口告诉我的，是他叫我这么说的！quot;没关系！无耻的侦查员什么都能够应付：他判定尼娜在法庭上的作证quot;无效quot;，而在预审时的作证则是有效的。（这是我国法院经常使用的得意手法：在支持公诉的证词不能成立时，他们就无视当庭审判，而把原先假造的预审证词拿来作根据。他们会公然在法庭上说。quot;哎，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你原先的证词里明明写着……你在侦查时也说过……怎么能推翻呢……这是要判罪的呀！quot;）
审判员们根本不想听任何实质问题和事实真相。这些浸礼派教徒之所以受到迫害，就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一个由国家特派的无神论者来当他们的传教士，而要求推选自己的传教士。（按照浸礼教的教规，任何一个教徒都可以当传教士。）对于这个问题，党的州委已经明确指示了：要给这些人判刑，把他们的子女从他们身边夺走。这个指示是必须照办的，尽管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刚刚（一九六二年七月二日）才用左手签署了quot;反对在教育方面实行歧视quot;的国际公约。那里面就有一条规定：quot;父母应该有可能保证依照自己的信仰对孩子进行宗教方面和道德方面的教育。quot;但是，这一点正是我们所绝对不能允许的！任何人只要想在法庭上讲一讲实质性问题从而把案情真相进一步讲清楚，他的活必然会被审判员打断，转移话题，扰乱他的辩论水平，就是：quot;既然我们已经计划好要建设共产主义，那么还会有什么世界末日的到来呢？quot;
下面让我从一位年轻姑娘叶尼娅?赫洛波尼娜在法庭上作的最后陈述中引用几句吧。quot;这些年来，我宁愿不去看电影，不去跳舞，而阅读《圣经》和作祈祷。现在，你们却只是因为这个就判我徒刑，剥夺我的自由。当然，作为一个自由人而生活确实是幸福的，但是，作为一个无罪的人而生活则更幸福。列宁说过：只有在土耳其和俄国还保存着诸如宗教迫害之类的可耻现象。我没有去过土耳其，所以不知道那里怎样，而在俄国呢，就是你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quot;法庭没有允许她继续讲下去。
法庭判决是：二名判五年劳改，二名判四年劳改，多子女的巴兹别伊被判三年劳改。被告们高兴地接受了判决，立即又作祈祷。于是，quot;工作单位的代表们quot;高喊：quot;判得太轻了！还得加重！quot;（得浇上煤油烧……）
一些有耐心的浸礼派教徒经过调查和统计，成立了一个quot;囚犯亲属委员会quot;。这个委员会发行一种手抄的《会报》，报道对信徒的各种迫害。从这份《会报》上，我们看到：自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六月之间有一百九十七名浸礼派教徒被判刑，其中有十五名妇女。（一百九十七人全部有名有姓。委员会还调查了靠这些被判刑者赡养的、如今衣食无着的人口数字，是四百四十二名，其中学龄前的子女三百四十一名。）这些人大部分被判五年流放，但也有些人被判五年严管劳改，（就差没有送到容条纹布囚服的特种营去了！）然后再加判三至五年流放。哈尔科夫州奥尔尚地方的兹多罗维茨由于信教被判七年严管劳改。七十六岁的阿连德也因信奉宗教被判刑。洛佐沃伊全家（父亲、母亲、儿子）一起被关进监狱。住在哈尔科夫州兹米耶夫区索科洛沃村的叶夫根尼?姆?西罗欣是卫国战争时双目失明的一等残废军人，他因为quot;用基督教思想教育自己的孩子quot;而被判三年劳改，他的三个孩子（柳芭、娜佳和拉娅）则根据法院判决必须离开他。
对浸礼派教徒布罗多夫斯基进行审判（尼古拉耶夫市，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时，甚至公然利用显系伪造的证据。被告抗议说：quot;这么干未免太丧良心了吧！quot;法官则直率地告诉他：quot;法律就是要把你们这些人揉坏、压碎、消灭掉！quot;
这就是法律！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