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一无专长，又是流放者，不可能在科克切列克找到较好的工作。他能找到的最好工作是在中学当一名实验员。他很珍惜这份差事。工作本身要求他为大家服务，满足大家的要求，对谁都要和和气气，无须表示自己的意见。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从不暴露自己一用殷勤客气的外衣把自己包住，使人无法看透他。甚至有些最简单的事实，例如，他为什么到了五十岁还没有专长，谁也不知道。我不知不觉地同他接近起来。我们从没有闹过意见，常常互相帮助，而且对许多事都有同样的、劳改营里养成的自然反映和表达方法。这样，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我终于了解到他隐藏已久的经历和内心变化。这些都是很值得借鉴的。
战争开始前，姆一泽是某地区的党区委书记。战争期间他被任命为某师团的译电处处长。他一直担任高级职务，是个quot;重要人物quot;，没有尝过什么人间疾苦。但是，一九四二年发生了一件事：由于译电处的某种过错，使得该师的某团未能及时收到后撤命令。这个错误必须立即改正。可是又发现姆一泽手下的人全都不知哪里去了，也许就是全牺牲了。于是将军便命令姆一泽亲自到前线的那个团去传达撤退命令，拯救他们。这时该团已处于敌人不断紧缩的包围圈中。姆一泽立即骑马出发了。他十分悲观，担心性命难保。一路上越走越危险，他决定不再前进。在原地还不知能否活下来呢！他是自觉地停下来的，也就是说，他抛弃了那个团，出卖了它。他从马上跳下来，抱住一棵大树（或许是裁到树后躲避炮弹），这时，他……向耶和华发誓：只要他能保住性命，他将作一个虔诚的信徒，将完全遵守宗教教规。结果他平安无事。那个团被歼灭或者是被俘了。姆一泽活了下来，按照第五十八条，他被判十年劳改，刑满之后他又流放到科克切列克。他确实在十分虔诚地还愿！他的内心和头脑里一点点党员的影子都没有了。妻子只有用欺骗的办法才能使他吃一点禁食的无鳞鱼。每到星期六他虽然不敢不去上班，但在班上则尽量什么也不作，回家后则严守一切教规并作祈祷，当然，在苏维埃政权下不可避免地是秘密地作的。
当然，这段经历他几乎未对任何别人说过。
在我看来，这段经历很不简单。简单的只有一点，也是我们这里最不能同意的一点，即：我们的生活的最坚强、最根深蒂固的支柱是宗教意识，而不是党的意识形态。
应该怎么评判他呢？按照一切法规--刑法、军法、人格的规范、爱国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规范来看，此人都死有余辜，应该受到蔑视；姑且不说他当时对于自古以来他们犹太民族最凶恶的敌人缺乏应有的仇恨吧，他至少是为了自己活命而葬送了整个一团人呀！
可是，姆一泽还是能够根据某种更高的法则高声为自己辩护说：你们进行的这一切战争难道不都是因为最高政治家们的愚蠢才发生的妈？！难道希特勒之所以会侵入俄国不是由于愚蠢，不是由于他本人的愚蠢，由于斯大林和张伯伦的愚蠢而造成的吗？！可是现在你们却要派我去死？！难道是你们使我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吗？
人们（甚至就是那个团里的人！）会反驳我：如果他这样看，那就该早在兵役局给他穿上漂亮军服的时候声明这一点，而不该到了抱住大树的时候才说！是的，从逻辑上我并不想替他辩护，从逻辑上我也应该蔑视他，恨他，应该在同他握手之后感到厌恶才对。
但是，我却一点也没有这类感觉！这是否税为我不是那个团的人，没有体验到当时的境况？还是因为我想到了那个团的命运实际上还取决于其他上百种因素呢？或者因为我从未看到姆一泽趾高气扬的样子，只看到了他陷于绝境的样子呢？我们每天见面都诚挚地热烈地握手，我一次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体面的。
一个人在一生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形！他可能变成对自己和对别人来说都是完全另外一个人！而我们却往往根据命令，根据法律，根据一时心血来潮，或者由于自己的盲目，而心甘情愿地、高兴地拿起石头朝着那个完全不同的人的其中一个打击。
但是，假如你手中的石头掉下来呢？……假如你自己陷入深重的灾难中呢？那时，你就会产生某种新的观点了--对罪行，对罪人，对他人和对自己，都会产生某种新的观点。
在这本厚厚的书里我讲了许多宽恕的话。人们以惊奇而愤怒的口吻反驳我：还有个界限没有？总不能对什么人都宽恕吧！
我回答说：并不是什么人都宽恕。我只宽恕倒下的人。只要那个偶像还高踞在统治者台上，额上显出一道无上威严的皱纹，还在冷酷无情地、随心所欲地糟踏我们的生活，那你就给我挑选更重些的石头吧，不，让我们十个人一起抬起一根大原木来朝他撞去！
但是，当这个偶像一旦滚落下来，一旦倒在地上，当这大地的撞击能使悔悟的犁耙在他脸上耕出第一道犁沟时，那就放下你举起的石头吧！
因为他自己正在回到人类中来。
不该剥夺神指给他的这条道路！
除了上述种种之外，总的说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