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填满数字。主要会计人员们不住地斜眼看我，心想：这个家伙会不会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
我这里一边摇着计算器，一边想：囚犯可真容易得意忘形，或者，要用文学语言表达的话，人的欲望增长得多么迅速啊！现在，我已经开始对许多事不满意了：我在自己的小屋里好好地写剧本，被他们打断了，我不满意；学校里没有录用我，我不满意；把我硬拖到这里来叫我（……干什么？挖掘冰冻的土地吗？光着脚在冰冷的水里和泥做土坯吗？不，不，是叫我）坐在干干净净的办公桌旁摇计算机的手柄并把数字填进表格，我也不满意。是啊，假如开始服刑时就叫我作这项舒服的工作，而且要整个服刑期间每天无偿地工作十二小时，那我也会千恩万谢。为它欢呼的！现在人们为此每月付给我四百五十卢布，我甚至可以每天买一磅牛乳了，可我却轻蔑地把脸一扭，心想：工资是不是太少点？
区消费社的重新定价工作整忙了一星期（首先需要精细地确定每种商品应属于哪一类降价商品，然后再确定对该商品应该适用销往边远农村的商品相应提价的哪一项规定提价）。这项工作不结束，所有商店全不能营业。因此，那位终日无所事事的、胖得像水桶似的主任便把我们大家召集到他那庄严而豪华的办公室里宣布说：
quot;这么办吧。我们知道，医学界得出的最新结论是：人根本不需要睡眠八小时，四小时就足够了！所以，我现在命令你们：都要早晨七点开始工作，夜里两点结束。午饭和晚饭时间可以各休息一小时。quot;
听到他的这段训词，我们中间似乎没有一个人觉得可笑，只是觉得可怕。大家都蜷缩着沉默不语，最后也只能鼓起勇气来讨论了下……晚饭的一小时放在什么时间最合适。
是的，流放者的命运就是这样。人们早就告诉过我，流放者的命运就是由这一类的命令决定的。在座的都是流放者、都担心自己失掉工作：一旦被解雇，在科克切列克将长期找不到工作。况且，归根结底，这又不是替主任个人干，而是替国家干嘛，工作需要嘛！这样，在他们看来那医学界的最新结论也就完全可以忍受了。
啊，真想站起来嘲笑这个自鸣得意的野猪一番！哪怕只是痛快一时也好！但是，那就会被说成十足的quot;反苏维埃煽动quot;，说你是在号召破坏一项极重要的工作！要知道，你一生中已多次从一种状态转入另一种状态--中学生、大学生、公民、士兵、囚犯、流放者，--不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总是在领导掌握之中的，你总是必须鞠躬、沉默。
假如他说的是工作到晚上十点，我也许就老老实实坐到十点了。可是他的命令却等于宣布精神死刑：他等于叫我在自由的流放地停止写作！不，见你的鬼去吧！连同你那商品减价一起见鬼去！劳改营的经验给我暗示了出路：口头不必说反对，只须默默不执行。我同大家一起温顺地倾听了主任的命令。可是，一到下午五点，我便离开办公桌回家了。直到第二天早晨九点钟才又来到办公室。别的同事这时早已在那里计算，至少是装出一种在计算的姿势。他们像着野人似的看了看我。姆-泽虽然心里赞同我的作法，但他自己却不敢，他偷偷告诉我：昨晚主任在我的空办公桌前面大发雷霆，说一定要把我再赶到一百公里外的沙漠去。
说老实话，我确实有些害怕：当然，内务部是什么事都干得出的。说不定真会赶走。那时你就别想再看到这区中心市镇了！但是，我很幸运：我登上古拉格群岛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即最危险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如今来到流放地，又碰上斯大林之死。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某种新鲜气息已经慢慢飘到我们这个边远地区，飘进了区警备司令部。
一个新时期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这就是群岛历史上最宽大的三年时期。
主任没有把我叫去，他自己也没有来找我。这一天，我在那些不断打瞌睡、不断计算错误的同事中间以清晰的头脑进行工作，并且决定今天仍旧平到下午五点，准时离开办公室。反正会有个什么结果的，不管是什么，就让它快来吧。
在我的一生中，我已多次认识到：人可以牺牲许多东西，但不应牺牲核心的东西。我决定不牺牲早在特种劳改营的行列中就已开始构思的剧本。我胜利了。整整一个星期，晚上大家都在工作，只有我的办公桌空着。大家也习以为常了。主任在走廊遇到我时把脸扭过去。
但是，命运注定我无须整顿quot;哈泽克斯坦quot;的农村合作社工作了。有一天，一个哈萨克人（中学教务主任）忽然来到区消费合作社。此人在我来之前是科克切列克唯一的大学毕业生，而且以此自豪。但是我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他的嫉妒。他到底是想在第一届学生毕业之前充实教学力量，还是有意要往区教育局那位蛇局长的汤里撒点胡椒粉，我不得而知，反正，他跑来对我说：quot;快去把你的毕业证书拿来！quot;我像孩子一般急忙跑回去取来了。他装进衣袋，立即驱车去江布尔市参加职工代表大会。三天之后，他又来找我，把州教育局的一份委令的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