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会quot;，专门从事迁移quot;社会危险分子，反苏维埃党派的积极分子quot;，也就是说，迁移布尔什维克党之外的所有其他党派的人，期限是三年。可见，早在二十年代初期有关机关就已经在逐渐地、有步骤地执行关于流放的指令了。
的确。没有恢复对刑事犯的流放。因为这时已经发明了劳动改造营，可以收容这些人。但是政治犯的流放手续却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方便了：这时已经没有反对派的报纸，无人再发表流放的消息。不声不响地就能把事办了，而在左近的目睹者及流放者近亲好友的眼里，目前这种不凶狠、不急迫的三年流放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就地枪决相比，倒似乎是一种抒情诗般的教育措施了。
然而，没有人能够从这种笼络欺骗的防疫性流放中再回到故乡来，即或有人设法回来，也很快就被重新抓走了。人们一旦陷进去，就只好在这群岛上绕圈子，这圈子最后折断时，其最后一弧必然是伸到墓穴里去的。
天性敦厚的人们没有立即看清当局的意图。他们不懂得，只是因为政权还没有站稳脚跟，还无力把所有不中意的人全部立即消灭，所以才把这些注定遭殃的人们暂时不从生活中勾销，而只从人们的记忆中挖掉的。
流放之所以容易恢复，还因为革命前押送囚犯的驿站和道路这时还没有损坏，还能使用，西伯利亚、阿尔汉格尔斯克、沃洛格达那些流放地点也丝毫没有变化，当地人也不会对流放感到惊奇。（不过，考虑国家大事的人们并未就此止步，某个人还会用手指在占地球陆地面积六分之一的地图上一划，指向一点，于是，刚刚并入共和国联盟的广阔的哈萨克斯坦便将其辽阔土地提供给流放用了。何况在西伯利亚也还有许多更加荒僻的地方可用呢！）
但是，流放的传统里也传下来某些不方便的东西，这就是流刑犯的依赖心理：他们认为国家应该养活他们。沙皇政府没敢强迫流刑犯去增加国民收入。而当时那些职业革命家们则认为劳动会降低他们的身分。在亚库特地区，当时分给流刑犯每人十五俄亩土地。（相当于今天的集体农庄庄员土地的六十五倍！）流放的革命家并不急忙奔去耕种这些土地，倒是当地的亚库特人狠狠抓住土地不放，他们付给革命家quot;顶地钱quot;，即租钱，用实物或者马匹换取土地。这样，两手空空来到流效地的革命家立即就变成亚库特人的债主了（费?柯恩）。此外，沙皇政府还发给自己政治上的敌人生活费：每月十二卢布的伙食费和每年二十二卢布的被服费。据列佩申斯基说，列宁流放在舒申斯克时也曾领取（他并没有拒绝呀！）每月十二卢布的伙食费。列佩申斯基本人的伙食费是每月十六卢布，因为他不是普通流刑犯，而是被流放的官员。现在费?柯恩对我们说，这些钱在当时是非常少的。但我们知道当时西伯利亚的物价只相当于俄罗斯中部地区物价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因此，公家发给流刑犯的生活费是绰绰有余的。例如，这笔生活费就保证了列宁在整整三年期间毫无困难地从事革命理论的研究，根本无须操心生活问题。马尔托夫在他的书中说，他每月交给房东房租和包伙费五卢布，余钱留下来买书和积蓄起来准备逃跑。无政府主义者乌拉诺夫斯基说，只是到了流放地（在图鲁汉斯克边区，他是和斯大林在一起的）他才生平第一次有了余钱，他把这些钱寄给一位在路上结识的自由人姑娘。也是在这里他生平第一次尝到了可可粉的味道。他们在流放地可以吃到鹿肉，打鹿很容易。买一所很不错的小房只需十二卢布。（一个月的伙食费！）没有一个政治犯感到过缺钱花。所有的行政流放犯都领生活费。他们的衣着也都不坏（他们从流放地回来时都穿得很好）。
的确，终身移民流刑犯，即我们现在所说的quot;刑事犯quot;们，是不能领取生活费现款的。但是国库无偿地发给他们皮大衣、全部服装和鞋。契诃夫确认，萨哈林岛上所有的移民流刑犯到流放地后的头两三年（妇女们则是在整个刑期中）都可以从国家领取实物以便维持生活，包括每天四十quot;所洛特尼克quot;（即二百克）的肉食，而烤好的面包是每天三俄磅，即约一千二百克，相当于我们沃尔库塔矿山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完成定额百分之一百五十时所领到的口粮。（不错，契诃夫认为那面包烤得不熟，而且面粉很粗。但是，我们劳改营里的也并不好些呀！）每年还发给他们一件皮短大衣，一件农民穿的粗呢上衣和几双鞋。还采取一些其他办法：沙皇国家为了使移民流刑犯能够维持生产，有意地用高价购买他们的产品。（因此，契柯夫得出的结论是：不是俄国从萨哈林岛这个移民区受益，而是俄国在养活这个移民区。）
是啊，我们苏维埃式的政治流放当然不能建立在这种极不健全的基础上。一九二八年举行的第二次全俄行政工作者大会认为当时的流放制度不够令人满意，并决议quot;以移民区形式在边远的、与世隔绝的地区组织流放，实行不定期判决制度quot;（即无期判决制度），自一九二九年开始就朝着把强迫劳动与流放制度结合起来的方向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