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骨已经僵化于弯曲状态了。
我想，现在可以举出其中几个年轻人的名字了：亚涅克?巴拉诺夫斯基、沃洛佳?特罗菲莫夫，还有钳工博格丹。
突然，第三天傍晚，当夕阳快要沉入地平线的时候，观察员们用遗憾的激动的声音向大家报告：
quot;九号工棚！九号工棚投降了！……九号的人正朝食堂走去！quot;
大家立即从床上跳起来。对面一排房间的人也挤到这面来。我们趴在上下层床铺上，隔着前面人的肩膀、透过窗上的铁栅栏往外看，一声不吭地看着这支队伍的可悲的行进。
二百五十个本来已经是黑暗的、在夕阳反照下显得更加黑暗的人影，排成一支可怜、驯顺、屈辱的长队，斜穿过营区朝食堂鱼贯走去。他们的身影一个个在夕阳的余辉中闪过，像是一根连结得不牢固的没有尽头的链条，像是后面的人抱怨前面的人走去，因而才无可奈何、满心不快地跟着走去似的。有一些严重衰弱的人由别人扶着或拉着走。他们那蹒跚的身影，就像许多引路人牵着许多盲人走去一样。不少人手里拿着小锅或茶缸。拿着这可怜的劳改营餐具，是指望今天的晚餐对于已经收缩的肠胃来说将过于丰盛，吃不下去，所以要把剩下的带回来。因此，像乞丐讨饭盆一样伸到面前的小锅和茶缸使人看了尤其感到奴隶般屈辱，尤其令人痛心。
我感到眼泪夺眶而出。我擦掉它，往旁边瞟了一眼，同伴们的脸上也挂着泪水。
第九号工棚的意见是决定性的。他们那里被打死的人从星期二晚上开始已经在工棚里停尸四昼夜了。
他们向食堂走去，这就是说，为了一份口粮，为了一碗粥，我们决定宽恕那些杀人犯了。
九号工棚是个饥饿的工棚。那里的作业班都是干各种杂务劳动的，他们很少有人收到邮包。那里有许多干瘦得快死的人。也许是因为怕工棚里增加新的尸体才投降的吧？……
我们默默地离开窗户。
这时发生的一件事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波兰人的骄傲，懂得了他们历史上那些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起义是怎么回事。前文提到的那个波兰人工程师尤里?文格尔斯基现在在我们班里。他的十年刑期已经到最后一年了。他平常总是彬彬有利，和蔼可亲，甚至在他当施工员时也从未听到他对谁高声说过话。
可是现在，他的脸突然变色了。一看见这个走去请求施舍的队伍，他愤怒地、轻蔑地、痛苦地扭过头去，挺起胸膛满腔愤恨地高声喊道：
quot;班长！不要叫醒我去花晚饭，我不去！quot;
说着，他爬上quot;小车厢quot;躺下，转脸朝墙……再也没有起来。我们晚上也去食堂吃饭了，可他没有起来！他从来没有收到过邮包，他孤独一人，经常吃不饱，可是，他没有起来！对他来说，热气腾腾的稀粥的影象遮不住无形的自由的高大形象！
假如我们所有的人都这么骄傲而坚强的话，世界上哪个暴君还能够维持住他的宝座呢？
第二天，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天。可是并没有赶我们去劳动以弥补耽误了的工作（劳改营头头们肯定在担心完不成计划），只是给我们吃饭，发给前两天的粮食，让我们散步。大家在工棚间串来串去，互相谈着这几天是怎样度过的，总的情绪是欢乐的，似乎我们赢了，而不是输了。何况已变得温和些的主人还答应满足我们的一切合法要求呢！（但是，什么是合法的？这由谁来判断？……）
这时发生了一件小事，但它预兆不祥：有一个叫瓦洛吉卡?波诺马廖夫的quot;母狗quot;逃跑到岗楼里去了。这些日子这个家伙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他听到了许多人的谈话，看到过许多人的眼神。那就是说，他是去出卖我们的，而且想留在生活区外躲过我们的刀子。
波诺马廖夫的逃跑使我彻底认清了刑事犯的本质。他们那虚假的义气，实质上不过是他们帮派内部彼此应尽的义务。而当他们被卷进革命旋涡时，他们肯定要干出卑鄙勾当。他们只能理解力量，而不可能理解任何原则。
可以预料，正在准备逮捕肇事者。但是宣布的却恰恰相反，当局宣布：已从卡拉干达、阿拉木图、莫斯科派来专人组成的委员会。要对这次事件调查处理。在滴水成冰的严寒里，营区中部摆起一排桌子，几个穿白色短大衣和毡靴的军官端坐桌旁，听取囚犯们的申诉。许多人去了。申诉了。记录下来了。
星期二早点名之后，又把班长们全召集去quot;提意见quot;。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卑鄙的新花招，是另一种方式的侦讯：他们知道犯人们憋了一肚子活，所以先让人们把话说出来，然后便可以更准确地进行逮捕。
这是我当班长的最后一天。我身上的肿瘤近来生长很快，我一直拖下来没去动手术，总想等到一个比较quot;合适quot;的时间。一月间，特别是绝食的那些不幸的日子，肿瘤几乎每日每时都在增大。这样，它本身就替我作出了决定：现在是最合适的时刻。所以，绝食刚结束，各工棚一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