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亚赫分部发生过一次大致相同的事件：解除警卫人员的武装，缴到七八支冲锋枪，从外部向劳改营展开进攻，击溃警卫队，切断电话线，打开劳改营大门。这一次，劳改营里可全是身上佩带号码的、带有烙印的、注定要毁灭而毫无希望的政治犯了。
可是，结果呢？
囚犯们也没有冲向大门……
带头暴动的人固然已经无可丢失，他们变起义为逃跑，分批向梅尔加方向逃去。他们在埃里根-托斯勘附近受到部队和小型坦克的堵截（指挥战役的是谢苗诺夫将军）。
暴动者全被打死。
记得有个谜语：世界上什么最快？谜底是：思想！
这是对的，但又不对。思想，它有时也很慢，啊！简直慢得很呢！人，人们，社会，对于自己所遭遇的事情，对于自己的真正处境，往往要经过艰难的道路，而且往往是很晚，才能有所认识。
斯大林把犯第五十八条的人赶往特种劳改营的时候，他几乎是在得意地显示自己的权力。本来这些人已经被他十分牢靠地看管起来了，但他却还要施展诡计，想控制得更好。他指望特种劳改营会使这些人更害怕。结果适得其反。
斯大林在世时制定的整个镇压制度的基础，是将心怀不满的人们隔离齐；不让这些人彼此见面；不让人们知道总共有多少这样的人；使全体人民（包括心怀不满的人本身）都相信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心怀不满的人，有的只是极个别的心灵空虚、怀恨在心、注定要灭亡的孤独的个人而已。
但是，在特种劳改营里这些心怀不满的人却成千上万地集在一起了。他们数了数，而且他们明白了：我们这些人的心灵远远不是空虚的，而是具有对生活的崇高认识；这些人对生活的认识远比那些看管和出卖他们的人高尚得多，远比那些极力证明这些人为什么应该烂死在劳改营里的quot;理论家quot;们高尚得多。
特种劳改营的这个新情况起初几乎并未引起任何人注意。表面上似乎一切都是普通劳改营的继续。不错，一向构成劳改营体制和管理当局的支柱的刑事犯渐渐不那么神气了。但是，看守们的加倍凶恶和强管棚面积的不断扩大却似乎又补足了这方面的削弱。
可是，有一件事值得注目：随着刑事犯之有所收敛，失盗现象消失了。如今人们已不再用怀疑的目光，而是用亲切的目光看着身旁的人了。我说，朋友们，我们也许确实够得上是……政治犯吧？……
如果是政治犯，那么，躺在床上或坐在小队的火炉旁时，我们之间的谈话不是可以更随便些吗。当然。得瞧瞧周围，看看旁边站的是谁。其实，管他呢；让他听着好啦，反正已经判了二十五年，还能怎么样？
从前，整个劳改营的心理状态是：今天你死吧，我还要活到明天；反正找不到正义和公理；过去如此，将来还会如此……而现在，这种心理状态开始消失了。为什么找不到？为什么将来还会如此？……
囚犯作业队里的窃窃私语的内容开始改变了：人们不再谈每人的口粮多少，不再议论烂菜汤，而是谈论一些在外界无法听到的事情，而且这些议论越来越随便，越自由，越大胆了！这时，队长们也突然意识到他的拳头已不再具有左右一切的力量：有些队长的拳头根本就抢不起来了，另外一些队长抢拳头的情况也越来越少，不那么有力了。有时候队长也会放下架子，坐到旁边来听一听，跟着说上几句。这样，队里的人便开始把队长也看作自己的伙伴了：他也是自己人！
队长们经常要为各种小问题去生产计划处或会计室：商量给谁减不减口粮，把谁派到什么地方干活等等。他们自然而然地把这种新空气、某种朦胧的严肃性、责任感和某种新的意义传染给了在那里工作的杂役们。
那些杂役们（尽管还远远不是全部）也受到这种气氛的影响。当年他们到特种劳改营来的时候，曾强烈地希望在这里抢到一个杂役的职位，现在终于抢到手了。那怎么反而不像在普通劳改营那样过得舒服了呢？现在他们不是可以关在小屋里做油焖土豆吃、和其他杂役住在一起、离开那些干活的人吗？不！现在他们认识到：这些并不是主要的。为什么？那么什么是主要的？……他们已经不好意思像在普通劳改费那样夸耀自己怎样吸别人的血，怎样靠别人过活了。杂役--这些看守的帮手们也开始在干活的人们中间交几个朋友，有时竟会把自己的干净新棉衣和别人的脏衣服构在一起，愉快地同干活的人们躺在一起聊天，度过星期日。
从前，普通劳改营的囚犯可以粗略地分为几大类；杂役和干活的人；普通刑事犯和犯第五十八条的人。现在却不同，分类更复杂、更有趣了：同乡，信仰同一宗教的人，饱经世事的人，有学问的人等等。
劳改营当局是不可能很快发现并理解这种情况的。可是派工员们已经不再带着那一米长的打入木棍，甚至不像从前那样吼叫了。他们现在是和和气气地同队长们讲话，例如：喂，科莫夫，该叫人们上工了吧！（并不是派工员的心灵上起了什么变化，而是因为空气中似乎出现了某种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