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第1-2条（结伙偷盗）；同一指令第2-2条（暴力抢劫，危及人身安全）；第一百八十二条（制造并携带凶器）。
但是，这一整串吓人的条文也并没有给我们加上比已经戴上的镣铐更沉重的镣铐。早已超越一切合理界限的法律惩罚所能给予我们的也不过就是二十五年苦役吧，而这却是一个浸礼教徒为了一次祈祷就可能受到的刑罚，也是我们在逃跑前已经被判处的刑罚。因此，只不过是今后点名时回答自己的quot;刑满日期quot;时不再说quot;一九七三年quot;了，要说quot;一九七五年quot;，如此而已。难道当时，在一九五一年，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九七三与一九七五之间有什么差别吗！？
审讯中只有一点使我们受到威胁；他们说要把我们按经济破坏犯论处。这个看来很普通的名词却比那些司空见惯的quot;怠工、强盗、抢劫、偷窃quot;等等危险得多。因为根据这一罪状可以判处死刑，这是一年前才宣布实行的。
说我们搞quot;经济破坏quot;，是因为我们quot;破坏了人民国家的经济quot;。审讯员对我们解释说：为了追捕你们，国家共花费十万零二千卢布；造成其他工地都停工几天（没有放囚犯们出工棚，因为担任警戒的士兵大部调去执行搜捕任务）；有二十三辆汽车载着士兵昼夜奔驰在草原上搜寻，三星期就用掉了全年汽油消耗定额；向附近所有的城市和村庄派去了行动人员小组；发出了全苏通缉令，同时向全国分发了我和科利亚的照片各四百张。
我们怀着骄傲的心请听完了这一长串数字……
结果，我们又各自被判二十五年。
当读者拿到这本书的时候，quot;很可能，我们的刑期还没有满呢……quot;
当读者拿到这本书时，格奥尔吉?帕夫洛维奇?腾诺，这个竞技运动家，甚至是竞技运动的理论家，已经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死于突然发现的癌症了。他是在病床上勉强看完这些章节的，并且用那已经开始麻木的手亲自作了一些修改。他绝没有想到会这样死去，他对朋友们所作的誓言也不是要这样死去的！每次盘算逃跑计划时，他都一次又一次地燃起要死于战斗的愿望。他常说：quot;我死的时候一定要同时带着十来个杀人犯到阴间去，其中第一个就是维亚奇克?卡尔祖贝（即莫洛托夫），另外还一定得有赫瓦特（既负责瓦维洛夫案件的侦查员）。我不是要杀人，我是要处死他们。既然国家法律保护杀人犯，我就得这样做！quot;腾诺曾说：quot;在你已经打出头几枪之后，你自己生命的本钱就算已经捞回了，那时你会高高兴兴地超额完成任务。quot;但是，病魔突然袭来，没有允许他找到武器，转瞬间夺走了他的力气。当腾诺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情时J他还曾亲自把我写给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信分别投到莫斯科的许多邮箱里去。他希望把他葬在爱沙尼亚。给他作临终祈祷的牧师也是个老囚犯，是蹲过希特勒和斯大林双方的集中营的。
可是，莫洛托夫却安全地活下来了，他正在翻阅旧报纸并撰写他的刽子手回忆录。而赫瓦特呢，他正在高尔基大街第四十一号住宅里安闲地花着他的养老金。
在腾诺逃跑事件发生以后，（由于他那不幸的短小喜剧）劳改营文化教育科的文娱小组被解散了一年之久。
这是因为；文化固然很好，但是文化应该为压迫服务，而不应该为自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