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人们也受镇压，像我们在斯大林时期所遭受的那样，使得三个人不敢集在一间屋子里谈话的话，那么，大概托尔斯泰也会起来要求政治自由的。
在quot;斯托雷平恐怖政策quot;最猖獗的时候，自由派报纸《罗斯》还能够毫无阻碍地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刊登：quot;五名处死！……在赫尔松二十人被处死刑！quot;看到这些消息后，托尔斯泰号陶大哭，声称：活不下去了，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可怕的了！
还有前面提到的《往事》杂志上的统计表：六个月中处死刑者九百五十名声
就以这一期杂志为例吧。我们注意到，它的出版日期（一九O七年二月）正是在为期八个月（自一九O六年八月十九日至一九O七年四月十九日）的斯托雷平quot;军事司法quot;统治最猖狱的时期中，而它的统计所依据的资料则是俄国电讯社的铅印资料。想想看，假如一九三七年莫斯科的报纸登出了被枪决者的名单并发行一个资料汇编的话，内务人民委员部那双从不杀生的素食者的眼睛大概就得眨巴眨巴了吧。
其次，俄国历史上空前的、持续了八个月的这个quot;军事司法quot;时期之所以未能继续实行下去，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那所谓quot;没有实权的quot;、quot;唯命是从的quot;国家杜马没有批准这种司法制度的缘故。（斯托雷平甚至没敢提交国家杜马审议。）
第三，当时提出实行这一quot;军事司法quot;制的理由，是因为前半年中发生过quot;无数起由于政治原因杀害警察官员的事件quot;，许多官员遭到袭击，直到在阿普切卡尔岛上发生爆炸事件，自由斗士们在那里一次就炸死和重伤了60入。因此quot;如果国家不对这些恐怖行动及时予以还击，那就不成其为国家了。quot;斯托雷平政府忍无可忍了。它又不满于实行陪审制的法院那种从容不迫的迂阔之论和律师力量的无限强大（当时的法院和律师们可不像我们现在的州法院或军区法庭那样接到某人一个电话指示就会俯首听命），因此。政府就急于要通过语言不多、直截了当的战地法庭来制止那些革命者。（简直就是土匪--他们竟向客运列车的窗口开枪，为了三五个卢布杀死普通居民。）（即使如此，也还是有些节制：只有在处于战时状态或实行非常保卫措施的地区才能成立战地法庭，而且只有在罪行刚刚发生后不久，即在不超过一昼夜的时间内，在犯罪行为有确凿见证的情况下才能开庭。）
既然这种作法使当时的人们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慨，那就是说这种作法对当时的俄国来说已经是很不寻常的了！
在一九O六-一九O七年的情势下，很清楚，对于出现那段quot;斯托雷乎恐怖时期quot;的责任应该由内阁和实行恐怖主义的革命者们共同担负。
今天，在俄国的革命恐怖诞生了一百年之后，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采取恐怖手段的念头和这类行动都是革命者犯下的极严重的错误，是俄国的灾难，它除了混乱、痛苦和超过必要限度的牺牲之外，没有给俄国带来任何东西。
让我们把同一期杂志再翻几页看看吧。这里刊载着一八六二年最早期的一张政治传单。一切就是由此开始的。传单上写着：
quot;我们要求什么？要求俄国的福利和幸福。要获得新的生活，更美好的生活，没有牺牲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拖延，我们需要快速的，急剧的变革！quot;
这是一条多么错误的路线啊！当时那些热心者没有时间拖延，因而他们就想用牺牲（可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别人的牺牲）来加速普遍福利的到来！他们没有时间拖延，因此我们。他们的曾孙辈们，今天，在经过一百零五年之后，却不仅不是在（解放农奴的）原地踏步不前，反而是大踏步倒退了。
我们应该认识到：恐怖主义者是斯托雷平战地法庭的超前的伙伴。
在我们看来，斯托雷平时期和斯大林时期两者不能比拟之处只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残杀是单方面的--仅仅因为某人长叹一口气，甚至连叹气都算不上的一点小事，就可以砍掉他的脑袋
托尔斯泰不是惊叹quot;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可怕的了quot;吗？其实，比这更可怕的事是一点也不难想象的。有比这更可怕的事，那就是：不是时而在某个众所周知的城市中处死一些人，而是每天到答都在处死人；不是一次处死二十人，而是二百人成批地处死；关于这些事，报纸上非但不用大字标题受，也不用小字标题登，报纸反而在报道quot;生活比以前更美好了，生活比以前快乐了quot;！
这是打烂了别人的嘴脸，还要硬说：他原来就是个烂嘴脸。
不，原来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这样的。尽管当年公认俄国在欧洲算是最压迫人的国家。
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科学发展，使人类对于进行压缩的可能性有了进一步认识。我们的祖先曾经认为地球表层，我们脚下的大地本身，已经是被极度压缩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