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事先就剪掉了一块的：劳改营缝纫厂有些裁缝的分工就是把新衣服弄坏--在应该缝号码布的地方把衣服面剪掉一个方块，露出棉花来。这是为了防止囚犯逃跑时把号码撕掉冒充自由工人。别的特种劳改营的作法更简单：用盐酸把号码直接蚀印在衣服面上。
看守们奉命只许叫囚犯的号码。不许他们知道囚犯的姓名，更不许记住它，如果他们真能作到这一点，那倒是很可怕的。但是，他们做不到（他们都是俄罗斯人，改不了老习惯，毕竟与德国人不同），没过一年，他们就已经记不清了，开始叫某些人的姓了，后来叫姓的人越来越多。最后，为了看守们的方便，就在每个人的quot;小车厢quot;--木板床前面钉上一块三合板的小牌子，上面写着睡在这张床上的囚犯的号码。这样，看守想招呼某个睡着的人时就可以不必看他身上的号码了，而犯人不在屋里时也可以立即看出谁的床上收拾得不整齐。看守们还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或者早晨起床前轻轻地打开锁进入工棚，把那些提前起床的人的号码记下来，或者在起床时间准时闯进来把那些起床动作慢的人记下来。只要抓到这样的人，就可以立即关进禁闭室。但在特种劳改营里多半是要求犯人写出书面检讨，可是这里又不许带钢笔和墨水，也从不供应纸。写这种冗长无聊、令人厌倦的书面检讨的一套作法，算得上是他们一项很不错的发明，反正劳改营里有的是拿着工资而终日无所事事的人，他们有的是时间分析。他们并不立即惩罚你，而是要求你检讨：为什么你的床铺得不整齐？挂在你床头的号码牌怎么会歪的？你棉衣上的号码布怎么会弄脏的？为什么没有及时洗干净？怎么在你的屋里还有纸烟？为什么见了看守不摘帽子？对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要回答这些含义深刻的问题甚至比没有文化的人更痛苦。但是拒绝写检讨就会加重惩罚！检讨要写得干净、整齐，对劳改营当局的工作人员要表示尊敬，写好后把它交给本工棚的看守，然后再转交劳改营长官助理或长官本人审阅。审阅人就在这上面批示应给予什么惩罚。
在各班组的各种报表上也规定要把号码写在姓名前面。代替姓名吗？不，他们还不敢完全不要姓名！不管怎么说，姓名还是一条可靠的尾巴，人一辈子都受到自己姓名的限制，号码不过像是一口气，一吹就没有了。要是把号码烙在或刺写在人身上，那就不同了！但是，他们还没有迈出这一步。其实是能够做到的，谈笑间就可以做到，已经离这一步不远了。
另外，我们并不是一个人单独坐牢的。我们不只是听到看守们的声音。这就冲淡了号码带来的痛苦。囚犯们彼此之间也要说话，而彼此间不仅从来不叫对方的号码，甚至不注意彼此的号码。（乍一想，衣服上缝着好几块醒目的白布，怎么会注意不到呢？要知道，当我们很多人集在一起的时候，派班劳动和点名的时候，那许多号码看来就像对数表一般，使人眼花缭乱。只有新来的人会注意到它。）我们甚至不记得最亲近的朋友和同班人的号码，只记得自己的。（在狱卒的帮手们中间有些注意衣着的人，他们都把自己的号码布非常认真地，把毛边折进去，用小针脚缝在衣服上，尽可能缝得俏皮、美观。真是奴性十足！我们这些人则相反，都把号码缝得尽量难看。）
特种劳改营制度的目的是使这里的人完全与世隔绝，它指望谁也不可能从这里向什么人去上诉，谁都永远不会被放出去，谁也跑不到别处去。（看来，不论是奥斯威辛集中营，还是卡腾森林惨案，都没有对这里的主人起到教育作用。）在早期的特种劳改营里可以使用棍棒。那时，大部分情况下也不是看守自己带着棍棒（看守可以使用手铐嘛！），而是让犯人中间那些受到信任的人--管理员和囚犯班长带着棍棒，他们打犯人是首长十分满意并完全赞许的。在杰兹卡兹甘劳改营里，分派劳动之前先要在工棚门前集合站队。派工员拿着根子叫喊：quot;除了最后一个，全出来！quot;（读者可能早已明白了为什么quot;除了最后一个！。因为即使有最后一个，那他也不会再出来了，就像他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因此，譬如说，冬天从卡拉巴斯押往斯帕斯克的一队犯人（共二百名）在中途冻死了一些，活下来的人挤在病房和卫生所的过道里，他们的肢体在腐烂发臭，科列斯尼科夫医生截掉了几十只胳臂、腿和鼻子。即使这样，劳改营的首长也完全无动于衷。特种劳改营里的秘密隔绝状态十分可靠，所以斯帕斯克营的首长，著名的沃罗比约夫大尉，和他的部下才能够把押在本营的匈牙利芭蕾舞演员先关进禁闭室quot;惩戒quot;，然后给她戴上手铐，最后便轮奸戴着手铐的她。
这里的制度是不慌不忙地考虑得十分周到的，直到每个细节。例如，这里不仅不许犯人有自己的像片（想逃跑！？），而且不许有任何人的，包括亲人的像片。如被发现，立即没收烧掉。斯帕斯克营的女四工棚棚长是个上了年纪的妇女，被捕前当教员。她偶尔把一张柴可夫斯基的小像片留在桌子上了。看守没收了像片，关了她三天禁闭。quot;这是柴可夫斯基的照片呀！quot;quot;我不知道是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