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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令人高兴,在古拉格什么都是可能的。最阴险卑鄙的勾当和各种各样的背叛行为,完全意想不到的邂逅和深渊边缘上的爱情--全都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有人眉飞色舞地向你讲述,什么人在文教科官方手段的作用下得到了再教育--那你可以毫不迟疑地回答:瞎扯谈!
在古拉格一切人都在接受再教育,在相互影响下和在环境影响下接受再教育,在不同的方向上接受再教育--但是,还没有一个娃娃犯人,更不用说成年犯人,由于文教科的手段而得到再教育的。
然而,为了使我们的劳改营不像quot;卖淫窟、盗巢、累犯的培养场和伤风败俗的传习所quot;(这都是指沙皇的监狱而言的),--它们拥有这样的一个附设机构--文化教育科。
因为,像一度当过古拉格头子的阿佩特尔所说:quot;苏联的无产阶级用自己的文化(而不是劳改营!--作者注)建设来对抗资本主义国家的监狱建设。无产阶级国家借以实施剥夺自由的那些机构……可以用监狱或别的名词来称呼--但是问题不在术语。这是那样一些地方,在那里生命并不被杀死,而是长出新的嫩芽……quot;
我不知道阿佩特尔是怎样的下场,我想非常可能不久以后,就在生活长出新芽的那些地方被拧下了脑袋。但问题不在术语。读者懂得了在我们的劳改营里什么是主要的吗?文化建设。
一个机构应运而生了,大量繁殖了,它的触须伸到了每个岛屿。在二十年代它们称为政教科(政治教育科),从三十年代起叫文教科。它们的部分任务是代替过去的监狱神甫和祈祷仪式。
它们的建制是这样的。文教科长由自由人担任,拥有劳改营营长助理的职权。他自己选用教育员(按二百五十名犯人一名教育员的比例),教育员必须是quot;亲近无产阶级的阶层quot;中的人,因此,知识分子则、资产阶级)当然不适合(他们去挥舞丁字镐更合乎身份),而搜罗去当教育员的是那些有两三次前科的盗贼,还有城市里的骗子手、盗用公款者和道德堕落分子。瞧,一个衣冠楚楚的小伙子(他因犯有情节轻微的强奸罪得到了五年)把报纸卷成筒,到五十八条犯人的工棚去同他们进行谈话,题目是:quot;劳动在改造过程中的作用quot;。这种作用,教育员们从一旁看得特别清楚,因为他们自己已quot;从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quot;。用这样一些社会亲近分子还建立了文教科的积极分子队伍--但积极分子是不脱产的(他们只能希望日后搞掉某些教育员而占有他们的位置。这在文教科里造成了普遍的亲睦气氛)。教育员一早起应当送犯人去上工,然后就去检查一下厨房(就是说,他在那里好好吃一顿),此后暂时可以到自己的小室去睡足觉。他切忌去招惹和触犯贼头,因为第一,这是危险的,第二,时刻一到,quot;犯罪上的团结就会变成生产上的团结quot;,那时贼头们会带领突击作业班去猛打猛冲。暂时就让他们赠了一夜牌以后也睡个够吧。但是,教育员在自己的活动中经常遵循一个通则:劳改营里的文化教育工作--不是对quot;不幸者quot;的文教启发工作,而是文化一生产工作,它的锋芒(没有锋芒我们什么事也办不成)是针对……读者想必已经猜到了:五十八条犯人的。可惜,文教科quot;本身没有逮捕权quot;(咳,对文化的作用竟做了这样的限制!),但是可以请求行政当局quot;逮捕quot;(它是不会拒绝的!)。而且,教育员quot;经常地提供关于犯人情绪的报告quot;(它有耳朵,听得见!这里文化教育科微妙地转变为契卡行动科,但这没有写在规章上)。
然而,我们引经据典搞入迷了,在文法上错用了现在时态。我们不得不使读者大失所望,这里说的是三十年代,是文教科最美好的繁荣年代,那时,国内正在继续完成无阶级社会的建设,还没有那种从它建成之日起就骇人听闻地爆发出来的阶级斗争。在文教科的那些美好岁月里,它还增添了许多重要的附设机构:剥夺自由者文化委员会;文化启蒙委员会;卫生生活委员会;突击作业班指挥部;生产财务计划执行情况监督岗……正如索尔汉同志(白海运河工程总监和中执委特赦委员会主席)所说;旬邑人在监狱里的生活内容应当和全国的生活内容一致。quot;(索尔茨这个最凶恶的人民公敌受到了无产阶级法庭的公正惩罚……对不起,……为伟大事业而奋斗的战士索尔茨同志受诬陷死于……迷信年代……对不起……死于存在着轻微的……迷信现象的年代。)
而且,那时工作方式像生活本身一样绚丽多彩、丰富多样。组织竞赛。组织突击运动。为实现生产财务计划而斗争。为加强劳动纪律而斗争。消灭生产缺口突击运动。向文化教育进军。志愿捐献飞机。认购公债。加强国防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揭发假突击工作者。同拒绝出工犯人进行谈话。扫盲(不过都不大愿意参加)。为劳动者出身的劳改犯人开办职业技术训练班(盗窃犯们争先恐后地去学当汽车司机:自由!)。还有关于社会主义财产不可侵犯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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