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有的人脱离得更早，如另一个匈牙利人萨鲍，国内战争期间西伯利亚游击队的队长。他一九三七年就在监狱里宣布：quot;如果能出去，我要把我的游击队员立刻召集起来，发动整个西伯利亚，打到莫斯科，把这些畜牲们赶下台。quot;上面说的两种人，我们在这一章里都不谈。（况且凡是像这两个匈牙利人一样不干了的，正统派们自己就会把他们除名。）笑话式的人物也不在考察之列。他们在监室里假装正统派，只是为了让当局安插的耳目给他向侦查员打个quot;好quot;报告；如像波德瓦尔科夫（儿子）这一号的，他在外边张贴过传单，可是在斯帕斯克劳改营里跟所有对当局不怀好意的人，包括自己的老子，大声争论，目的是想借此改变自己的厄运。我们将要在这里考察的正统派，是属于下面一类的：他们首先在侦查员面前，然后在监狱牢房里，然后在劳改营里，逢人必显示其思想的正统，现在又以这种色彩回忆劳改营的往事。由于奇特的物竞天择的结果，这些人全都不会是干苦力活的。这样的人一般在被捕前身居要职，处在令人羡慕的地位。他们在劳改营里最不甘心被消灭，最狂热地争取爬到高出于普遍的零的地位。这类人包括所有掉进班房的侦查员、检察长、审判员和劳改干部。也包括所有的理论家、书呆子和卖狗皮膏药的（作家谢列市里亚科娃、季亚科夫、阿尔丹-谢苗诺夫也只能归入此类，别无他处）。我们也要理解他们，我们不要说风凉话。人家栽下去是很痛的。quot;砍树难免木屑飞quot;--这一向是他们为当局辩护的铿锵有力的谚语。忽然他们自己被砍成木屑飞起来了。普罗霍罗夫-普斯托维尔这样描写一九三八年初在曼佐夫卡（贝阿拉格的一个特种营）里的一个场面。当地的全体土著很惊奇地看到，带来了一批从未见过的quot;特殊人物quot;。当局极端机密地把他们与其余人分开看押。像这样的一批新犯人谁也没有见过：革面大衣、quot;莫斯科quot;式毛皮帽、波士顿呢和哔叽料子的西服、式样讲究的半高腰和浅腰皮鞋（到了十月革命二十周年，高级人士对于普通工人不敢问津的衣着已经很懂得讲究了）。由于管理上的疏忽或者是故意拿他们取笑，没有发给他们工作服，让他们穿着哔叽衣服和锃亮的皮鞋在没膝盖深的稀泥里挖地沟。其中的一个在车道木板接缝的地方把一辆装水泥的手车弄翻了，水泥洒出来。小偷作业班长跑过来，一边骂娘一边捅着闯祸者的脊背；quot;用手捧起来，窝囊废！quot;那人发疯似地叫起来；quot;你怎么敢侮辱人？我是前共和国检察长。quot;大颗的泪珠顺着他的脸颊滚下来。quot;我管你他妈的什么共和国检察长，死狗！把你的狗脸按进这摊水泥，你才像个检察长呢！现在你是人民的敌人，你就得给我拉磨！quot;（不过工地主任出面袒护了检察长。）如果你说这事出在一九一八年集中营里的沙皇时期的检察长身上，谁也不会产生怜悯的想法：大家一致认为那些人不算人（那些人以前要求给被告判的徒刑，是一年、三年、五年）。而对我们自己的苏维埃的、无产阶级的、尽管是穿着波士顿呢料子西装的检察长，怎么能不怜悯呢（他要求判的刑，不是十年，就是最高的）。说他们捧得很痛--这几乎等于什么也没有说。遭受这样的打击，这样激毁灭，而且是从自己人手里，从亲爱的党手里，而且显然是平白无故地。他们怎么也想不通。要知道他们在党的面前完全是清白的，在党的面前他们完全是无罪的。这使他们难受到这种程度，以至在他们中间连提quot;你是为什么被抓的？quot;这个问题都被认为是犯忌，是非同志式的。如此拘泥小节的囚犯，他们可算是唯一的一代！我们在一九四五年可是大大咧咧，刚见面就像说笑话似地哇哩哇啦地大谈自己入狱的经过。请看这都是一些怎样的人吧。奥利加?斯利奥斯贝格的丈夫已经被捕，现在来人搜查，要连她一起抓去。搜查进行了四小时，在这四小时里她一直在整理鬃刷工业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各项记要。没有整理出来的记要比永远丢下的孩子更叫她放心不下。连指挥搜查的侦查员都忍不住劝她：quot;你还是先跟孩子们告个别吧！quot;请看这都是一些怎样的人吧。伊丽莎白?茨维特科娃一九三八年在喀山长期犯监狱里收到十五岁的女儿的信：quot;妈妈，请来信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罪？……我宁愿你说你是无罪的。如果这样，我就不入团，并且为了你我决不原谅他们。如果你是有罪的，我就不再给你写信，并且要恨你。quot;在潮湿的像棺材似的牢房里，面对一盏昏黄的电灯，当妈妈的心如刀割：没有共青团，女儿怎么生活？怎么能让她憎恨苏维埃政权？倒不如让她憎恨我吧。于是她写道：quot;我是有罪的……你要加入共青团！quot;落到自己心爱的刀斧之下，还要为它的明智而辩护--这太痛苦了！这是人的心忍受不了的！但是一个人若把神赐的灵魂托付给人为的教条，势必付出如此的代价。即使目前，任何一个正统派都还会肯定茨维特科娃做得对。即使今天也没法使他们相信，这是quot;把幼小者引上邪路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