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班长有时也会面临困难的抉择：伐木作业班完不成五十五方的日任务，班长是要去蹲禁闭的。不想蹲禁闭，就得把班员们往死里使唤。哪边厉害，就得朝哪边磕头。
两个管理班子对于劳改营的用处，就像铁钳需要有两个夹头。两个班子就象铁锤和铁钻，它们把犯人锻成国家需要的东西，一旦砸烂了就扫进垃圾堆。虽然单另为营区（即劳改营本身）维持一套管理班子大大增加了国家的开支，虽然它常常由于愚蠢、任性和quot;警惕性quot;而阻挠、干扰生产施工的进行，但仍是照设不误，可见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失策。设置两个管理班子--这就是把一个折磨者变成两个，两者交替行动，互相竞赛，看谁能从一个囚犯身上榨取的更多而给他的更少。
一个班子手里掌握着生产、材料、工具、运输，只缺一样做不足道的东西--劳动力。这个劳动力每天早晨由押解队从劳改营里带出来，每天晚上带回营（或者是两班倒）。犯人们在生产班子手里的那十个或十二个小时之内，没有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必要。甚至如果他们在工作日之内倒毙了，两个管理班子都不会在意：死了人比板材被烧毁或亚麻子油被盗窃更容易报销。对生产班子说来，重要的是逼迫犯人在一天内多干些，在工作日报单里给他们少记些。因为生产中致命的超支和短缺总要找一条路于弥补：要知道，托拉斯、建筑器材局、工地主任、工长、总务主任、汽车司机都在偷。犯人们偷得最少，而且不是为自己（他们能拿到哪里去？），而是为本营的首长们和押解队员。更大的损失是漫不经心和考虑不周的经营管理造成的。此外，犯人对一切都不爱惜，也造成损失。弥补所有这些短缺只有一条路子--少付劳动力的报酬。
劳改营管理班子手里只有劳力quot;（此乃缩略语的杰作！），但这是决定性的因素。劳改营长官们就是这样说的：我们能卡他们（生产管理班子）的脖子，他们别处找不到工人。（在泰加森林，在荒漠里，哪能找到？）正因为如此，他们拼命想拿手里的劳力去多捞钱。这些钱固然也上交国库，但一部分留作本营的管理费用，作为对劳改营领导给犯人提供警卫（防止自由）、吃穿和精神折磨的酬劳。
正如我们的设计周到的社会制度中一贯的情形一样，这里也有两个计划对面顶撞：一个是要求把工资开支降到最低限度的生产计划，一个是要求从生产单位给劳改营搞来最大限度工资收入的内务部计划。旁观者会奇怪：为什么要使自己的计划发生冲突？噢，这里头大有文章！两个计划一冲突，就能把夹在当中的小人地挤扁。这一条原则的效力远远超出群岛的铁丝网之外。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这两个班子互相间一点也不敌视，并不像你根据它们经常的争执和互相欺骗可能设想的那样。在需要把什么东西压得更扁的地方，它们彼此是贴得很紧的。尽管劳改营长是全体犯人的生身父亲，但是他永远会欣然地同意并签署一张证明犯人自己应对其致残负责而与生产单位无关的文书；他不会十分坚持应当发给犯人们工作服或者提出某个车间里没有通风设备。（没有就没有吧，有什么办法，是暂时的困难嘛，列宁格勒围困时期是怎么过来的？……）劳改营管理当局从来不会拒绝按照生产管理当局的要求把态度不好的作业班长、丢失了铁锹的工人或执行命令不力的工程师关进禁闭室。在荒僻的新村里不正是这两个管理班子的成员构成了当地的quot;泰加森林工业地主quot;的上层社会吗？不正是他们的妻子们在互相串门作客吗？
如果工作日报单里仍是不断地搀进虚报，如果在日报单里写进挖掘和回填了一些在地面上从来没有张过口的地沟；修理了根本没有坏的暖气设备和机床；更换了还能用十年的完完整整的柱子，--那么做出这种事情甚至并不是由于不择手段地搞钱的劳改营管理当局的怂恿，而是犯人们（作业班长们、定额员们、工长们）自己干出来的，因为所有的国家定额都是这么回事；它们不是为地球上的现实生活规定的，而是为月球上的理想境界规定的。一个有献身精神、身体健康、吃饱了肚子、精力充沛的人都完成不了这些定额！还能要求一个受尽折磨、体衰力弱、挨饿和受压的囚犯办到吗？国家定额规定的生产率是地球上不可能有的，在这一点上有点像文学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是如果卖不出去的书事后可以干脆粉碎造纸，而掩盖工业生产中的虚报就比较复杂。但并不是不可能！
经理和工地主任经常忙得团团转，注意不到和来不及发现弄虚作假。从自由人中雇佣的工长或是狗屁不懂或是喝得醉醺醺或是对犯人们存着善心（当然图的是遇到困难的时刻，作业班长会帮他们个忙）。再者--quot;超额奖已经吃掉了quot;，面包从肚子里掏不出来了。会计师的稽查和核算是以笨头笨脑闻名的，他们要迟上几个月或者几年才能发现虚报，那时为这个工程付的钱早就无影无踪了，剩下的办法只有把自由雇员中的什么人拉出来交法庭审判，或者暗中了结，把这笔帐冲销。
高层的领导在群岛底下竖了三根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