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

    在我国的远东曾有一座城市，它有一个颇带忠君色彩的名字--太子城。革命把它改名为自由城。城里原来的居民--阿穆尔哥萨克--都被驱散了，变成了一座空城。需要有人住进去。于是迁来了新居民：犯人们和看管他们的契卡人员。整个城市变成了一座劳改营（贝阿拉格）。

    所以说，象征是自然地从生活中产生的。

    不能把劳改营仅仅当作是我国革命后生活的一个quot;阴暗面quot;。它们的规模使它们成为不是一个quot;面quot;，不是一quot;侧quot;，而几乎成为一切事件的肝脏。我国最近的五十年很少在哪方面像在这方面一样把自己显示得如此彻底，如此淋漓尽致。

    正如任何一个点都是由至少两条线的相交形成的，任何一个事件都是由至少两种必要性形成的一样，我们走向劳改营制度的原因，经济需要是一个方面；但是如果只有这一个因素，也可能把我们引向quot;劳动军quot;，可是它偏巧与幸好已经形成的劳改营理论根据相交了。

    两者一相交，就长在一起了；如挥榫入槽，如凸入凹。结果就诞生了群岛。

    经济需要的表露，向来是公开而贪婪的；一个决心在短期内（事情的四分之三就在于期限，就象在白波运河工程中一样！）不要外援而强大起来的国家，需要的就是符合以下条件的劳动力：

    甲、廉价到极点的，而最好是免费的；

    乙、在生活上没有要求的，可以在任何一天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的，没有家庭牵连的，不要求事先安排好的住处，也不要求学校、医院，而且在一段时间之内连厨房、洗澡房都不要求的。

    要获得这样的劳力，只有采取吞下自己的儿子的办法。

    理论上的根据，如果不是早在上一世纪就开了头的话，恐怕未必能这样有把握地在这些忙乱的年代里形成。恩格斯补充研究出来，人类的出现不是随着道德意识的产生，也不是随着思维的形成，而是随着偶然的和无意义的劳动：猴子拿起了一块石头--一切便由此开始了。而马克思，当他涉及到较近时期（《哥达纲领批判》）的时候，也以同样的自信宣称，使罪犯（诚然，他指的是刑事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学生们会把政治犯当做罪犯）改过自新的唯一手段--仍然不是独自的思考，不是道德上的自我反省，不是悔过，不是忧愁（这些全属于上层建筑！），而是生产劳动。他本人生来没有拿起过一把丁字镐，到死没有推过一辆独轮车，没有采过煤，没有伐过木，我们不知道他劈劈柴怎么样，--但是竟然把这些写到了纸上，而纸张竟然没有表示反抗。

    而对于他的门徒们说来，现在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强迫犯人每天劳动（有时候每天十四小时，像在科雷马的工作面上）是合乎人道的并且会导致他的改造。相反，把他的监禁局限于监狱的牢房、小庭院和菜园子，提供他在这些年内读书、写作、思考和争论的机会--则意味着quot;使犯人受到牲畜一样的待遇quot;。（引自上面说过的那本《批判》）。

    诚然，在十月革命后的大忙时期曾顾不上这个精微的道理，当时觉得干脆枪毙更加人道。那些没有被毙掉而是被关进最早的集中营里去的，不是为了去改过自新，而是为了使他们不能为害，为了单纯的隔离。

    原因是当时也有一些学问家如彼得?斯图奇卡留在那里研究刑法理论，他们在一九一九年的《苏俄刑法指导原则》里对刑罚这个概念本身给予了新的定义。其中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论断，刑罚既不县报在（工农国家对犯罪分子不进行报复），也不是赎罪（不可能存在任何个人的罪，只存在阶级的因果关系），而是保护社会制度的防卫措施，即社会保卫措施。

    一旦被认定是quot;社会保卫措施quot;，那就不言而喻地要按照战争的方式行事了。或者枪决（quot;社会保卫最高措施quot;），或者关押在监狱里。但在这样做的时候，quot;改过自新quot;的思想似乎有点暗淡了，尽管党的八大在同一个一九一九年提出了这样的号召，而主要的是弄不明白：如果不存在罪，那要改正什么？阶级的因果关系是改正不了的呀？

    这时候国内战争结束了。一九二二年制定了第一批苏维埃法典，一九二三年举行了quot;惩治劳动工作者代表大会quot;，一九二四年拟制了新的《刑事立法基本原则》--它成为一九二六年新的《刑法典》的基础（这个法典在我们脖子上套了整整三十五个年头）--而那个新发现的概念，即不存在quot;罪quot;也不存在quot;罚quot;，只有quot;社会危险quot;和quot;社会保卫quot;，却保留了下来。

    当然这样比较方便。这个理论允许把任何人做为人质，做为quot;可疑分子quot;（列宁打给叶夫盖尼娅?博什的电报）加以逮捕，甚至把整个的民族以其有危险性为理由加以流放（这样的例子是大家知道的）。但必须是一个第一流的杂技演员才能在干这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