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晚子们一只，而是要他们喝完菜汤以后洗洗钵子，再用它去喝浑浊的茶水。在监室里没有自己的盘碗可真苦了那些有幸（还是不幸？）收到家里送来的牢饭的犯人们（不管手头如何拮据，在长途发配前的最后几天，亲属们总要尽力送来一些食品）。亲属本人没有受过监狱教育，在监狱的接待室里也从来得不到好心的忠告。因此，我就是这样错过了和汽车修理工麦德维捷夫深谈的机会。一开始和他谈话，我就想起来quot;米哈伊尔皇帝quot;提起过这个姓。、果然，他真的是他的同案犯。他是最早读到《告俄国人民书》而没有向当局告发的几个人之一。麦德维捷夫得到了一个短得不可容忍、短得丢人的刑期--总共才三年！这不是按五十八条判的，如果按这一条，判五年都算是幼儿园的期限。很明显，他们毕竟是把皇帝当疯子看待的，对其余有关人犯一概从阶级观点出发加以宽宥了。但是我刚刚要探询麦德维捷夫对此事的见解，他就被通知quot;带东西quot;离开了。根据一些迹象，可以设想他是被带出去释放的。这件事证实了关于斯大林大赦的最早的传闻。这正是那一年的夏天传到我们耳朵里来的。那是一次没有对象的大赦，在那次大赦以后就连板铺底下也没有变得宽敞半分。
我的邻人--一个老quot;保卫同盟quot;队员被解走了（这些quot;保卫同盟quot;队员在保守的奥地利憋得难受，跑到我们这个世界无产者的祖国来，每人被贴上了一张quot;十元券quot;终于在群岛的各个岛屿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一个皮肤黝黑的人向我靠过来，他的头发乌黑红亮，有一双女性的眼睛，眼珠像一对黑樱桃，然而宽厚扁平的鼻子把整个面孔糟蹋成一幅漫画。我和他并排躺了一昼夜，并未说话，到了第二天他找到了个话茬儿：quot;您看我是个什么人？quot;他的俄语讲得很流利正确，但是带着异乡口音。我拿不准：他身上好像有点外高加索的，大概是亚美尼亚的特征。他微微一笑说：quot;我一向很容易地冒充是格鲁吉亚人。我用过雅沙这个名字。人们经常拿我寻开心。我是负责收工会会费的。quot;我打量他一下，的确是个滑稽的角色：小矬个儿，不合比例的面孔，和气厚道的微笑。但是突然他的全身一紧张，他脸上的轮廓顿时变得锐利起来。他的双眉紧聚，目光如同一把黑色的战刀，向我劈来。
quot;我是罗马尼亚总参谋部的谍报官！鲁考特南特?弗拉迪米列斯库！quot;
他讲述了战时他在我国后方进行quot;工作quot;的经过。不管是不是真的，但令人觉得活龙活现。
在我们这部卷帐浩繁的囚徒编年史里面，你再也遇不到一个真正的间谍。在我十一年的监禁、劳改和流放生活中，这一类的相逢只有这唯一的一次，别的人恐怕一次也未必有。然而，我国大量发行的廉价宣传读物却成天价愚弄青年，要他们相信quot;机关quot;抓的全都是这一号的人物。
只要好生观察一下教堂建筑里的这一间牢房，就足以看清，当局现在捕抓的头号对象就是青年。战争临近结束，只要选定了什么人，全可以大手大脚地抓起来：已经用不着他们去当兵了。据说，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小卢宾卡（莫斯科省内务机关）审理过一起quot;民主党quot;的案子。根据传闻，这个党是由五十来个少年组成的，有党章、党证。其中年纪最大的是一个莫斯科中学的十年级学生，担任quot;总书记quot;。战争最后一年，一些大学生也偶尔出现在莫斯科的监狱里。我在各处都遇到一些。当时我自己似乎还不算老，但是他们--更年轻。
这是怎样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发生的？我们--我、我的同案犯、我的同龄人--在前方打仗的四年当中，在后方成长起来了另外一代人。曾几何时我们还在大学走廊的镶木地板上高视阔步，自认是全国、全世界最年轻最聪明的人？！可是忽然，一群面色苍白神态傲岸的少年踩着监室的花砖地向我们迎面走来。这时候我们愕然地发现，最年轻最聪明的已经不是我们--而是他们！但是我对此毫无怨尤，这时候我已经满心喜悦地愿意为他们让路。他们要和一切人争论、要探明一切的激情，我是那么熟悉。我懂得他们的自豪感，那是因为他们自己选择了这个高贵的命运，并且丝毫也不后悔。每当我看到监狱的光环在这些自尊而智慧的小脸蛋的周围摇曳的时候，总是感到不寒而栗。
在那以前的一个月，在布蒂尔卡监狱的另一间半病房性质的监室里，当我刚一跨进它的过道，还没有找到空位的时候，一个肤色淡黄、有着犹太人的柔和脸型的小青年朝我迎上来。尽管是夏天，他仍然裹着一件有弹洞的破旧士兵大衣，看来他冷得难受。他的神气预示着一场舌战，甚至可以说是在祈求着一场舌战。他叫鲍里斯?加麦罗夫。他开始向我提问题；谈话的内容一方面牵涉到各自的经历，另一方面牵涉到政治。不记得为什么我提起了我国报纸上发表的刚去世的罗斯福总统的一段祈祷词并且给了它一个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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