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不应当同社会革命党人在一个抗议中联合起来。
如果说在沙皇的监狱里各政党常常联合起来共同进行狱中斗争（我们可以回想起塞瓦斯托波尔中心监狱的越狱），那末，在苏维埃的监狱里每个派别都认为要保持自己旗帜的纯洁性就不能同其他派别联合。托洛茨基分子不与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一起而单独进行斗争，共产党人则根本不进行斗争，因为怎能允许自己去进行反对自己的政权和监狱的斗争呢？
结果就发生这样的情形，共产党人在隔离所里，在服刑监狱里比其他人更早更厉害地受到欺凌。女共产党员纳吉日达?苏罗夫采娃一九二八年在雅罗斯拉夫尔中心监狱里放风时走在quot;鱼贯而行quot;的队列里，没有谈话的权利，而当时社会党人却还能在自己的同伴中大声喧嚷呢。已经不允许她照料小院里的花木，花木是以前进行过斗争的囚犯们留下的。当时就已经剥夺了她看报的权利。（可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政治处却允许她在监室里拥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黑格尔的全集。）让她几乎在黑暗中同母亲会见，心情抑郁的母亲很快就去世了。（她对于女儿所受的管理制度能有什么想法呢？）
在监狱中言行表现方面的多年以来的差别，进而转化为在所得到的报偿方面的深刻差别：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社会党人也在坐牢，也在得到自己的十年。但是通常不强迫他们作自我诬陷：因为他们不隐瞒自己够得上判刑条件的特殊观点！而共产党员则从来也没有自己的特殊观点！凭什么去审判他呢？
虽然巨大的quot;群岛quot;已经遍布各地--但服刑监狱丝毫也没有衰落。旧的牢狱传统仍然很有生气地延续着。quot;群岛quot;为教育群众所提供的新的则极其宝贵的东西，还是不完全的。只有加上特种监狱和一般服刑监狱，才能构成完整的系统。
并不是任何一、被国家机器吞进去的人都应该同quot;群岛quot;的土著居民混在一起。常有一些显要的外国人、太知名的人士和秘密囚徒，或者被罢官的国家安全机关同僚，怎样也不能在劳改营中公开露面，他们推小车的劳动抵偿不了泄密以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损失。同样也不能容许把那些经常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社会党人与一般群众混合关押--他们被单独地看守起来，单独地受摧残，表面的理由正是说让他们享受优待和权利。在很晚以后的五十年代，我们还将看到，特种监狱还多了一个用途，就是隔离劳改营里的造反分子。斯大林晚年对quot;感化quot;小偷感到失望了，指示把各类贼头不送劳改营而判以监禁。最后，还有这样一些因犯，他们由于体弱，一到劳改营马上就会死掉，从而也就逃脱了服刑，这种人也不得不由国家白白地供养起来。另外还有这样一些怎么也适应不了犯人劳动的人，如经常坐在尤里耶维茨市（伏尔加河畔）集市上的七十岁的瞎老头科别金。他的歌曲和诙谐话按反革命活动罪给他招来了十年刑期，但是不得不用监禁来代替劳改营。
从罗曼诺夫皇朝继承下来的全部老的监狱遗产按照不同的任务得到保护、更新、加强和改进。某些中心监狱，如雅罗斯拉夫尔中心监狱，装备得那么牢固和方便（钉上铁皮的门，每个监室里有拧死的桌子、凳子和床），只需在窗外加上咙口、把放风院子隔成监室那么大小就行了（到了一九三七年，监狱里所有的树木都锯掉了，菜园子和草地也都翻掉了，浇上了沥青）。其他一些，如苏兹达尔中心监狱，则需要对修道院房屋进行改装，但按教义把身体禁烟在修道院里和依国家法律把它禁烟在监狱里，在实体上要完成的任务是相似的，所以建筑物总是容易适应的。苏汉诺夫修道院的一所房屋也被改装成为服刑监狱--要知道彼得保罗要塞和施吕瑟尔堡改成供参观的地方了，这些损失总需要另辟场所来补偿吧。弗拉基米尔中心监狱扩充并增建了（在叶若夫时期建成一座新的大楼），它在这几十年内有很高的使用率，吞入量很大。前面已经说过，托波尔斯克中心监狱一直在使用，从一九二五年起，上乌拉尔中心监狱也开始经常大量地使用了（所有这些隔离所如今不幸都还健在，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它们都正在工作）。从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叙事长诗《山外青山》中可以作出判断，在斯大林时期，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中心监狱也没有空着。关于奥尔洛夫中心监狱我们得到的消息较少：它在卫国战争中怕是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是离它不远的德米特罗夫斯克市（奥尔洛夫省）有一座设备完善的服刑监狱随时可以作为补充。
二十年代政治隔离所里（囚犯们还把它们称为政治封闭所）伙食相当不错：午饭总有肉食，有新鲜蔬菜，小卖部里可以买牛奶。在一九三一至三三年，伙食显著地变坏了，但当时在外面也不见得好些。在这个时期，坏血病和饿晕在政治封闭所里都不稀罕。后来又有吃的了，但比原来差远了。一九四七年在弗拉基米尔特种监狱里，;管饱quot;（又会有人说，这不是有代表性的一年，当时外面也在挨饿。可是这一年却宽宏大量地允许从外面来喂养犯人；送吃的进来不受限制）。监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