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师们积极地参加了工作：他们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当局变得通情达理起来了的一种征兆。但是，客观条件变了：工程师们不仅被看成是一个可疑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甚至没有权利去教育自己的子女；工程师们不仅得到比自己对生产的贡献低得难以计量的报酬，而且，一方面要他们对生产成效和生产纪律负责--同时又剥夺了他们维持纪律的权利。现在任何一个工人不仅可以不执行工程师的命令，而且还可以不受惩罚地侮辱他，甚至打他--而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者，工人总是对的。
克雷连科反驳说：quot;你记得奥尔登博格尔一案的审判吗？quot;（意思是你看我们是怎样保护过他。）
费多托夫：quot;不错。为了引起对工程师处境的注意，当时需要丧失一条生命。quot;
克雷连科（大失所望）：quot;当时的问题并不是这样的。quot;
费多托夫：quot;他死了，但死的并不是他一个人。他是自愿死的，而许多人是被杀死的。quot;（第二二八页）
克雷连科默不作声。可见，说的是实话。（请再翻阅一下奥尔登博格尔的案卷，想象一下那种围攻的情形。再加上这个结尾：quot;许多人是被杀死的。quot;）
所以说，一个工程师在还没有犯什么过失的时候，就已经动辄得咎了！如果他在哪方面真犯一个错误（因为他也是个人呀）--那时，如果同事们不替他遮盖，他就会被撕个粉碎。难道他们会看重忠诚坦白吗？……所以工程师们有时也不得不在党的首长们面前说几句谎话？
为了恢复工程师们的威信和威望，他们的确需要联合起来互相救助--他们全都面临着威胁。但为了这种联合并不需要开什么代表会议，并不需要有什么党证。像思路清晰的聪明人之间任何的相互谅解一样，这种联合只要轻轻地甚至偶然地说上三言两语就可以做到，而完全不需要投票表决。只有智力有限的人才需要决议和党的棍子（斯大林也好，侦查员们也好，以及整个他们这一伙，怎么也理解不了这一点！--他们没有这种人的相互关系的经验，他们在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是啊，俄国工程师们之间的这种团结一致在一个没有文化的任性胡为者的大国里早就存在了，它已经过了几十年的考验--而现在新政权察觉了它，感到惊慌不安。
这时，一九二七年到来了。新经济政策的合乎情理的做法烟消云散了--原来整个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一场无耻的骗局。这时提出了各种胡闹的不现实的超工业化跃进方案，宣布出各种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和任务。在这些条件下，工程师们的集体智慧--国家计委和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里当头头的工程师们该怎么办呢？服从于丧失理智的做法？自动靠边站？他们自己倒是没有什么关系，纸上可以写任何数目字--但quot;我们的同志们，实际工作者们，将无力去完成这些任务quot;。那末，就需要把这些计划尽量压缩，合理调整，最过头的任务干脆取消。因此就需要形成一个自己的工程师的quot;国家计委quot;，它应当纠正领导人的愚蠢行为。最可笑的是，这正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也是为了工业和人民的利益，因为那些倾家荡产的决定将会被取消，漏掉和撤掉的百万卢布将会从地上被拾回来。在关于数量、关于计划和改订计划的一片喧嚷中，应当坚持quot;质量是技术的灵魂quot;的原则。对学生们也要这样进行教育。
这就是最微妙、最细致的真相。这就是实际情况。
但是在一九三0年要把它明说出来吗？--已经够得上枪毙！
可是为了激起民愤--这太少，太不显眼！
因此才需要把工程师们这项讳莫如深的救国救民的密约改头换面，涂抹成为暗害行为和武装干涉的粗俗画面。
在下面这个插进来的一场戏里，我们终于看到了没有形体的--也是没有结果的！--真相的影子。导演的一番心血付诸东流了，费多托夫已经脱口说出他坐牢八个月中间的那些不眠之夜（！）；泄露出不久前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某个重要工作人员曾经握过他的手（？）（这是一种约定吗？你好好扮演自己的角色，国家政治保卫局日后会实践自己的诺言？）瞧，证人们（尽管他们的角色要小得多）也开始不知所云了。
克雷连科：quot;你参加过这个小组吗？quot;
证人基尔波津科：quot;研究武装干涉问题时参加过两三次。quot;
这正合需要！
克雷连科（勉励地）：quot;往下说吧！quot;
基尔波津科（停顿）：quot;除此以外什么也不知道了。quot;
克雷连科启发，提醒。
基尔波津科（迟钝地）：quot;除了武装干涉外我再也不知道什么了。quot;（第三五四页）
同库普利扬诺夫对质的时候他连事实都说得牛头不对马嘴。克雷连科生了气，冲着这些笨头笨脑的囚犯们叫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