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quot;，而是积极的犯罪行为了：通过政治红十字会会员赫鲁晓娃（她也在席上入另一些被告向布蒂尔卡的犯人们提供金钱（可以想象这笔资金怎样流向监狱小卖部！）和衣物（瞧，还有毛料的？）的接济。
他们的罪行是十恶不赦的！而且无产阶级的惩罚也将是毫不容情的！
像电影放映机慢慢倾倒的时候那样，在我们眼前晃过歪歪斜斜模糊不清的二十八名革命前的男人和女人的面孔。我们没有看清他们的表情！--他们是惊呆？是轻蔑？是傲然？
因为没有发表他们的回答！因为没有发表他们的最后陈述！--据说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为了补偿这个缺陷，公诉人向我们哼哼道：这是连篇的自我鞭笞和对所犯错误的悔恨。知?识阶层政治上的不坚定和中间本性……--（噢，噢，还有这个东西：中间本性！）--……在这个事实上完全证实了布尔什维克一向对于这个阶层所作的马克思主义评价的正确。（第八页）
这个一闪而过的年轻的女人是谁呀？
这是托尔斯泰的女地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克雷连科问她在进行这些谈话的时候做些什么？她回答说：quot;烧茶！quot;--三年集中营！
根据境外出版物《在异乡》，我们可以判明事实的真相。
还在一九一七年夏天临时政府时期，就产生了一个quot;社会活动家联盟quot;--宗旨是支持将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与社会主义派别，尤其是社会革命党，相对抗。十月政变之后，许多著名成员出国了，其他人留了下来，再也不能召开代表大会，从事有组织的活动了，但是知识分子习惯于思考，评价事件，交流想法--他们很难马上放弃这种习惯。他们与学术界的接近使他们能以学术会议的形式进行聚会。那时可以讨论的事情很多：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丧失大片领土为代价退出战争，战争在欧洲继续进行的时候我国与以前的盟友及以前的敌人的新关系。一些人认为为了自由和民主，也为了盟约的义务，应当继续协助协约国，而布列斯特和约是一些没有得到国家授权的人们签订的。有些人希望，一旦红军力量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就会和德国人破裂。另一些人则相反，把希望寄托在德国人身上，认为他们按照条约成为了半个俄国的主人，现在就会除掉布尔什维克。（而德国人合理地认为，为立宪民主党人出力就等于为英国人出力，苏维埃政府之外的任何别的政府都会恢复对德战争。）
由于这些分歧，一九一八年夏天从quot;社会活动家同盟quot;里分裂出去了一个quot;民族中心quot;--它实质上不过是一个小组，持极端亲协约国观点，成员都是立宪民主党人，但是他们像怕火一样害怕恢复布尔什维克坚决禁止的政党形式。这个小组除了在科里佐夫教授的学院里举行过伪装的集会之外，什么也没做过。有时候他们派组员到库班去打听情况--但他们一去就没影了，好像是把莫斯科的同道们忘了。（不过协约国对志愿军显出的兴趣也极其薄弱。）但quot;民族中心quot;的精力主要还是集中在为未来的俄国安安静静地拟定各种法律草案上。
与民族中心同时建立了一个比它左的quot;复兴同盟quot;（基本上是社会革命党的--不好意思与立宪民主党联合，又恢复了习惯的党派倾向与观点），其宗旨是进行既反对德国人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但是他们觉得这种斗争也没法在布尔什维克地区进行，斗争内容只能归结为把人们输送到南方去。然而在志愿军地区也以它的反动性使他们讨厌。
在军事共产主义的真空中憋得要死，一九一九年春天三个组织--社会活动家联盟、民族中心和复兴同盟决定保持经常的协作，为此各抽出了两个人。一九一九年中，新组成的六人小组有时开会，后来就停顿了，不存在了。对他们的逮捕从一九二0年才开始--到那时候，在侦查期间给六人小组取了个响亮的名字quot;策略中心quot;。
逮捕是因民族中心的一名平庸的成员;中心quot;成员的特科牢房里继续充当颇有成绩的quot;内线quot;，而那些人还以克雷洛夫时代的天真在牢房里向他公开说出想瞒过侦查员的话。
也落入被告之列并且是主要被告（六人小组成员）的著名俄国历史学家梅尔古诺夫在流亡期间不得已地写出了一份关于这次审判的回忆--如果不是出版了正是我们手头这本正是登着这篇雷鸣般的演说词的克雷连科的大作，他可能避免写这篇东西的。梅尔古诺夫怀着对自己和同案人恼恨的心情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如此熟悉的苏联侦查工作的图画：侦查者手里没有任何罪证，quot;案卷里没见到一份文件。起诉材料整个来自被告本人的供词……所有后来受审判的人在预审期间没有坚持沉默的策略……我觉得，采取不说话的原则，我是在不必要地使自己，也许还有别人，遭到更大的厄运……当你面临着遭枪决的可能时，你并不总能想到历史。quot;
在《全俄非常委员会红皮书》（第二卷，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