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那些最初的被告和最初的律师的凄厉悲怆的声音，那时谁也还没有预见到，所有这一切将依着怎样的铁面无情的顺序，连同这些革命法庭工作人员一起被吞咽下去。
然而，克雷连科解释说，quot;由于若干技术卜的老虎quot;不便发表这些速记记录（第四页），方便的只是出版他的公诉词以及那些当时已经同公诉人要求完全符合的法庭判决书。
莫斯科革命法庭和最高革命法庭的档案（一九二三年以前），据说是quot;远非那么井井有序…??老干案件的速记记录写得那么不清楚，以至不得不或者整页整页地抹掉，或者凭记忆来恢复原文quot;。（！）而quot;若干特大案件（其中包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案、海军上将夏斯特内案）审判时根本没有作速记记录quot;（第四--五页）。
奇怪。审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非区区小事--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后，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三个起点--向治国的一党制的过渡。而且枪毙了不少人。可是却没有作速记记录。
还有一九一九年的quot;军事阴谋quot;，这个阴谋是quot;全俄肃反委员会依非司法制裁程序加以扑灭的quot;（第七页），这就更加quot;证明了它的存在quot;（第四十四页）。（此案总共逮捕了一千人以上--难道能对所有的人都搞一次审判吗？）
这样，谁有本事把那些年的司法审判有条有理地讲清楚？……
但是，一些重要原则我们还是能搞清楚的。例如，最高公诉人告诉我们，全俄中执委有权干预任何一个司法案件。quot;全俄中执委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自行决定赦免或处决（第十三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八例如，把六个月的判决改判为十年（读者明白，办这事并不要全俄中执会开会，而是例如由斯维尔德洛夫在办公室里在判决书上改几个字）。克雷连科解释说，所有这些，quot;使我们的制度优于虚伪的分权理论quot;，（第十四页）优于司法权独立的理论。（不错，斯维尔德洛夫也说过：quot;我们这里立法权和执法权不象西方那样截然分开，这很好。一切问题都可以迅速解决。quot;特别是打电话处理。）
克雷连科在那些法庭上的讲话中，对于苏维埃法院的一般任务作了更加坦率更加明确的表述：法院quot;同时是法的创造者（黑体是克雷连科改的）……又是政治的工具quot;（第三页，黑体是我改的--作者）。
是法的创造者，因为四年没有任何法典，沙皇的扔掉了，自己的没有制订出来。quot;我不要听那种话，什么我们的刑事法院只应当依据现行的成文规范进行工作。我们生活在革命的过程中……quot;（第四0七页）quot;革命法庭不是那种使法律的奥妙和狡猾伎俩得以复活的法院……我们创造着新的法和新的道德规范（第二十二页）--不管你们在这里说多少什么权利、公正的永恒法则之类的东西，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使我们付出过多昂贵的代价。quot;（第五0五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可是，如果把你们的刑期同我们的刑期比一比，代价也许并不算贵吧？也许有了永恒的公正--要稍微舒服一些？……）
不需要法律上的奥妙，是因为不必去弄清楚--受审人有罪还是无罪：罪的概念，这是旧的资产阶级概念，现在已经被排除了（第三一八页）。
总之，我们听到克雷连科同志说，革命法庭--这不是那种法院！另一次我们还会听到他说，革命法庭--这一般说不是法院：quot;革命法庭是工人进行阶级斗争的机关，是用来对付敌人的。quot;它的活动应当quot;从革命利益的观点出发……念念不忘达到最符合工农群众愿望的结果。quot;（第七十三页）
人并不是人，而是quot;一定的思想的一定的代表者。quot;quot;不管「被告」有怎样的个人素质，对他只能适用一个评价方法：这就是从阶级适宜性的观点出发所做的评价。quot;（第七十九页）
这就是说，只有你的存在对工人阶级适宜的时候，你才能存在。quot;如果这种适宜性需要使惩罚之剑落到被告的头上，那末无论怎样……用言语解辩也都无济于事。quot;（第八十一页）例如律师的论据等等。quot;在我们的革命法院里，我们遵循的不是条文，也不是减轻处罚情节的程度；在革命法庭里，我们应当以适宜性的考虑作为出发点。quot;（第五二四页）
在那些年代，许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活着，活着，突然间得知，他们的存在是不适宜的。
应当这样理解：使一个被告遭到惩罚的，不是他已经做了的事，而是如果不枪毙他，他将来会做的事。quot;我们不仅防患于已然，而且还防患于未然。quot;（第八十二页）
克雷连科同志的声明是清楚的，并且有普遍意义。他已经和盘托出了那一时期司法工作的真面目。透过春天的水气，突然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