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quot;若干张沙皇谕旨quot;--那就是：关于结束同拿破仑战争的谕旨，关于组织神圣同盟的谕旨，以及祈求祛除一八三O年霍乱的祷文，我国优秀的西藏通沃斯特利科夫被查抄了珍贵的西藏古代手抄本（过了三十年，死者的学生们好不容易才从克格勃手中把它们抢救出来！）。在逮捕东方学家涅夫斯基时，拿走了唐古特（西夏）人的手抄本（过了二十五年，为表彰对这些抄本的译释，给死者追授了列宁奖金）。卡尔盖被抄走了叶尼塞流域奥斯恰克人的文献档案，他所发明的文字和字母被禁用，于是这个小民族就始终没有文字。用知识分子的语言来描述这一切话就长了，而民间关于搜查是这样说的：什么没有找什么。
凡查抄的东西一概运走，有时还迫使被捕者本人搬运--如像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帕尔钦斯卡娅就曾把她那个永远精力旺盛的已故丈夫、俄国的伟大工程师的一袋文件和书信扛上--送到他们的虎口里，一去永不复返。
对于逮捕后留下的人，日后将是漫长的被搅乱了的空虚生活，尝试去递交东西。但从所有的窗口听到的总是狗吠般的声音：quot;名单上没有这个人，quot;quot;没有这个人！quot;在列宁格勒大逮捕的日子，要走近这样的窗口甚至得排上五昼夜的队。只有经过一年半载，也许被捕者本人会发出点回音，或许从里面会传出一句话：quot;该犯没有通信权。quot;而这就已经意味着--此生休矣。quot;没有通信权quot;--这几乎无疑地是说：已遭枪决。
一言以蔽之，quot;我们生活在可诅咒的条件下，一个人忽然下落不明了，连最亲近的人--妻子和母亲……都整整几年不知道他的情况。quot;说得对吗？不对吗？这是列宁于一九一O年在巴布什金的讣告中写的。说一句直率的话：巴布什金为起义者运送武器，因而遭到枪杀。他知道他是在冒什么风险。与我们这些家兔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这就是我们关于逮捕的概念。
上面描述的这种类型的夜间逮捕，在我国确乎是惯常的做法，因为它有一些重大的优越性。住宅里的所有人听到第一响敲门声就被吓破了胆。逮捕对象是从热被窝里拖出来的，他还完全处在半睡不醒的无能为力的状态中，神智是不清的。在进行夜间逮捕时，行动人员在力量上占有优势：他们是几个武装人员前来对付一个裤子都没有穿好的人；在收拾东西和进行搜查时，想必在门口不会聚集起一群遭难人的可能拥护者。按次序不慌不忙地先光临一所住宅，然后去另一家，明天再去第三家和第四家，这样，编内行动人员便可以得到合理的使用，能够把比这些编内人员多许多倍的城市居民关进监狱。
这种夜间逮捕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无论毗邻房屋，无论城市街道，都看不见一夜之间带走了多少人。这种夜间逮捕吓坏了近邻，对于远邻来说却算不了什么事件。它们好像没有发生过似的。夜间，quot;乌鸦车quot;quot;在这条柏油马路上往来奔驰，白天，年轻的一代举着旗帜和花束，唱着欢乐光明的歌曲沿着它迈步行进。
但是，对于那些以抓人为专职的捕手来说，被捕人的惊恐惨状不过是习以为常、腻烦厌人的琐事，他们对逮捕行动的理解要广泛得多。他们有一大套理论，不要想得天真，以为这种理论是不存在的。逮捕学--这是普通监狱学教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坚实的社会理论基础。逮捕有依各种特征的分类法：夜间的和白天的；家中的、工作地点的、路上的；初次的和重复的；分散的和成群的。逮捕可以依照所需的出其不意程度、依照预期的抗拒程度（可是在几千万个场合根本没有预期会发生任何抗拒，而且确实没有发生）来进行区分。还可以按照预定的搜查的严重程度，按照是否要作查抄物品登录，是否查封房间或住宅；是否要随丈夫之后并把妻子逮捕而子女则送到保育院去，或者把剩下的全部家属发送流放，或者还把老人们也送去劳改营等等来区分逮捕。
还单独有一整套的搜查学（我曾读到过供阿拉木图法律函授学校学生用的小册子），书里大为赞赏一些司法人员，他们在进行一次搜查时，不怕麻烦地翻腾三十二吨粪肥、六万木材、两大车干草，清除了整个宅旁园地的积雪，从炉子里掏出砖头，掏了脏水坑，检查了抽水马桶，在狗窝、鸡窝、鸟巢里作了搜寻，刺穿床垫，从身上揭下贴着的膏药，甚至拔下金属假牙找寻是否藏有缩微文件。此书向学生们竭力推荐，一次搜查要从人身开始，以人身结束（以防这人顺手从搜查过的东西中抓走某些物件）；事后还要去同一地点，但要在早晚不同时间，再作一次搜查。
不--不，逮捕的方式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伊尔玛?明戴尔是个匈牙利女人，她在共产国际（一九二六年）弄到了两张大剧院的戏票，是头排位置的。侦查员克列盖正在追求她，所以她就邀请克列盖一起去。他们温情脉脉地度过了全部演出时间，而在演出结束后，他就把她直接带到了卢宾卡。一九二七年六月里，百花盛开的一天，在库兹涅茨桥，脸颊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