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努力，此项主张业已获得全疆人士及全军将士之拥护。除少数法西斯，如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基于个人立场，决定率少数干部，最近趁机离开迪化外，其余全数部队均将就驻原地，继续维持地方秩序。待马等离开后，即由峙岳领导，宣布与广州政府脱离关系，依照《国内和平协定》，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至政府方面，在策略转变时，即同时根据钧座与三区所订之《和平条款》邀请三区原参加省府委员返迪，恢复合作，遵循已定之和平、统一、民主、团结政策，及本省《施政纲领》，在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前，暂时维持地方政务，听候中央命令，组织本省临时人民政府。预计上项工作，在本月内可以全部完成。职等自信，深明革命大义与本身职责，个人对政治上绝无企求，只期全省和平获得保障，人民不涂炭，军队不致牺牲，则对国家、对各族人民应尽之责任，即已达成，亦即不负毛主席及钧座之期望也。除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意见，书面交邓力群先生转陈主席，谨电奉闻，乞释廑注。此间人民殷盼钧座早日莅临指导，何时命驾，恳先电示为祷。
新疆这个大舞台正在尽情地演奏。陶峙岳眼下急需做的，就是把叶、马、罗三尊凶神打发上路。他和包尔汉还不一样，此时此刻的心情极为复杂。这表现在他无论如何也要将业已明了的起义意向，弄成迫不得已的模样。
或许如陶自述所言，他的“迫不得已”对叶、罗、马的发落有所助益，可以“让他们再次认识新疆的困难形势，希望他们知难而退，不要再对新疆有何打算，以坚离新之意”。最起码也要让他们知道，我陶峙岳并没有拿你们作政治资本。因为在三人图谋冒险的那天晚上，罗恕人就曾责问陶：“你是不是想拿我们作政治资本呢？”当时陶的回答是：“关于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所想的是近十万官兵及其家属的安全，是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么，选择“和平方式”，就可以解释成出于诸般“安全”的考虑，于陶的道德上，似乎没有太大的损害。
此外，或许还有另一层含义。正式宣布起义之前，胡宗南曾经跑进来插了一竿子。他煞有介事地给陶峙岳发来一封电报，大骂“率部投降共产党太糊涂”，要陶给予一个明白的答复。胡还打电报给叶、罗、马三人，叫他们把部队带到南疆去，并许诺，可以给他们空投接济。只是这三个丧家之犬已失去信心，只能以“大势已去，不能有为”回复。陶峙岳对胡宗南的电报多少还有一点在意，甚至一旁的蒋介石虽然一言不发，陶也不能不有所顾虑。他思虑再三，还是分别发电报给胡宗南和蒋介石，说明新疆处境困难，“不得已而追求和平”的意思。
相比之下，包尔汉的天空则要明亮得多。这种“明亮”，一部分来自政治上几乎清一色的省府，他可以做到有令就行，有禁就止。刘孟纯、刘泽荣、屈武以及财政厅副厅长白文昱、建设厅副厅长刘德恩、教育厅副厅长陈方伯、社会处处长刘永祥、民政厅厅长王曾善、公安局长刘汉东等人，都在独当一面做工作，包尔汉想到的，他们立刻就去做；包尔汉想不到的，他们也想到了。
包尔汉的“明亮”另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来自三区政府和民族军。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的立场对头。所以他在宣传中理直气壮地谈新疆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高喊反对侵略、反对分裂，说近年来新疆停止对苏贸易，很多土产都被糟蹋，损失约有1000峰骆驼的银子。讲到“亲苏”问题，他就说“可以公开告诉大家，我确实是一个亲苏派，可我亲近苏联不为个人”。显然，这是赤头赤尾的革命家做派，和三区革命政府及民族军同一种色彩。
一定意义上讲，包尔汉早就把自己置身于这个革命团体了，以他们的光荣为光荣。这种感觉最直接的来源，就是与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个人之间的友谊。
的确，三区政府和民族军在这段时间是最幸福的。特别是邓力群代表中共中央邀请他们的领导人赴北京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那种兴奋的心情更是无法形容。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拜克、阿巴索夫、达列里汗等人，几天前就在打点行装，准备上路。他们决定取道苏联的阿拉木图，坐飞机到满洲里，然后再换乘火车去北京。阿合买提江临行前还特意给包尔汉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期望很快地在良好的条件下和您会面。”
然而，就在包尔汉接到阿合买提江短信的第三天，苏联领事馆叶甫塞也夫突然转来一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陶峙岳先电心事重重，包尔汉后电欢欣鼓舞
和局已定，陶峙岳的精神挣扎也到了最后的关头。此时，他在灵魂上的巨大支撑就是张治中，这同样表达了他作为一个军人的复杂情愫。
与包尔汉一同发给张治中的那份电报，免不了有点官样文章。这与他的“复杂情愫”相差一段距离。于是紧接着，他又以个人名义另拟一份详报，交邓力群发到北京。他更愿意摆脱一些笼统口号，而从具体细则来表明自己与张治中之间那种军事化的隶属。或许他并未刻意而为，但正因为不经意，才是他当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