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恐有不妥。”
“不妥？有什么不妥！”蒋介石像是意外地被针扎了一下似的，“我的死活你可以不管，非常委员会和整个内阁成员的安全呢？能视作儿戏吗？你要晓得，大敌当前，渝城地位不同一般……”
胡宗南拿出了最高的耐心和最大的决心来表述自己。他说：“秦岭以西，战线之长、关隘之多实属罕见。现在兵力尚嫌不足，如若再去一军，更显得捉襟见肘，何况眼下兵力部署已就绪，部队各守防地，环环相扣，且军心不稳，牵一发动全身，调动一个一军，势必给共产党军队可乘之机。再说，川境安，重庆才可安；川境不安，何谈渝城……”
“胡扯蛋！”蒋介石气急了，“难道你不懂得服从是天职吗？事关党国生死存亡，怎可只图自保？你真让我失望！”
胡宗南竭力保持平静：“这不是自保啊校长……”
“你不要叫我校长！”蒋介石愤怒地摔掉了电话。
胡宗南知道蒋介石真的生气了，隔了五分钟，主动把电话摇过去，表示服从调遣，立刻调集车辆起运一军开赴重庆。蒋介石听到这番近乎忏悔似的话，并没有什么反应，不轻不重地“哼”了一声，就挂掉电话。
这件事越想越让胡宗南觉得窝囊。落实时，卡车倒是调集了几百两，实际起运的却只是两个团不到。部队到重庆虚张声势在大街上一撒，摆出个样子，安全不安全，蒋介石也没有再往下追究。他站在胡的地位想一想，似也有些道理，只是蒋放不下这个脸罢了。
往重庆不明不白送出去两个团之后，胡宗南痛惜了一夜。第一军虽然倒了扶、扶了倒，补编了好几次，但一向被他视为最体己的私房钱，目前相比较而言，也是保存得最完整，装备最好的一个军。如果按照蒋的旨意，一锅端了出去，他还有什么戏可唱？别看他手下左一个“兵团”、右一个“兵团”，全都是没了底的鞋帮子，有名无实，真正交起手来，恐怕对付共产党军队一个兵团都有困难。胡宗南越输越清醒，越清醒越痛苦。
其实，当时情况下，真正的优劣势还并不在于人数，而在于兵员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国民党江河日下，什么话到了长官嘴里都成了谎言。因为当官的不撒谎就不能自圆其说，全国解放的大形势摆在那儿呢！人民解放军就不一样了，蒸蒸日上，浩然正气，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道理怎么说都显得真实可信，于是上下都说实话、动真情，知道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好日子等在前面，人人都有奔头。即使思想上有点小毛病，也一点就通。
部队接受入川作战的任务后，就有一小部分北方同志不想进川，有的怕到了川康水土不服；有的怕吃不到面食、吃不惯大米；还有人怕跟南方的少数民族将来合不来等。贺龙很把这些思想上的小疙瘩当回事，说这是部队进川的“挡路虎”，要十八兵团赶快搞几场报告会，先让四川地下党的马识途介绍情况，再让刚从北京开完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的胡耀邦作形势报告，在这个基础上，召开南下干部动员大会，贺龙亲自上阵讲话。
过去在晋绥听过贺龙讲话的人都说，老总的政治动员特别有味道，让人一听就着迷，笑破肚皮打不成瞌睡，又受教育，有时骂两句娘也非常动听。这次一上来还是那个味，手里捧着个大烟斗，轻轻松松地开了场：“毛大帅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歼灭胡宗南的部队，配合二野解放祖国的大西南。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接下来就点毛病：“不错，西南和华北等地相比，许多地方还是很落后的，条件也是很艰苦的……我们有些同志一听说西南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还天天吃大米，就想留在家乡不走了。我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战士，我们不是天天说要解放全人类吗？现在西南还有几千万同胞在受苦，蒋介石还有几十万军队盘踞在那里，要把西南当成卷土重来的反攻基地。你们留在家乡能安居乐业吗？”
贺龙说着说着就把自己摆进去了：“我也不是北方人，家乡在湖南桑植。我就是吃大米长大的。为了革命，为了抗日，我们许多南方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晋绥，吃了整整八年的小米和黑豆。难道在座的同志就不能为了革命，到西南去吃几年大米吗？”
话到这里，贺龙顺便谈起将来与二野部队会师后的团结问题，说要虚心向兄弟部队学习，姿态低一点点，不要一开口就是“我们吃了好几年黑豆”。贺龙说：“难道只有我们才艰苦？兄弟部队就不艰苦吗？其实我们晋绥背靠陕甘宁边区，比他们在太行山的条件好多了。”
吃大米和吃黑豆问题，算什么问题呢？可是贺龙就这样平平朴朴地说出了思想上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中既有情又有理，让许多老同志几十年都刻在心上，忘不了。
最后才说打仗。贺龙只有一句话：“解放西南是大陆上的最后一仗。我希望每个同志都不要错过这个立功的机会。”对于把“吃黑豆”和“吃大米”问题搞清楚了的干部战士来说，有这么一句话，就够了。
贺龙所说的“立功机会”，到11月底才真正来到。在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