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远虑？”
胡宗南伸出右手，在李振西面前握成一个拳头，脸上含着得意之色说：“我想把你们几个战斗力强一点的军编到一起，有你三十八军，还有六十五军、一军，组成一个兵团，就叫作十八兵团吧，由李振带上，将来用于绝对需要的方向……”
李振西大悟，连连点头：“这是个好主意呀！不过，三个军还太单薄，最好把九十军也捎上。这样的话，或进或退，到哪里都可以独当一面。”
“可以，可以，还可以做更长远的打算！”胡宗南兴奋得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去，“有了这个第十八兵团，再把陕西保安队编成几个新军，交五兵团裴司令带上，会同省政府董钊主席一起维护陕西治安，我看就万无一失了！西安嘛，守亦可，放亦可，全不必计较它。”
听到这里，李振西暗暗咂摸出一点滋味：胡莫非要撤离西安？于是，投石问路：“西安城固防重，共产党军队纵有胆量来碰一碰，恐怕也得三思而后行。”
“一城一池，何必看得那么重！”胡宗南显得不耐烦，嘴上说得脆响，眼里却有心事。他顿了顿补充道，“过去国军所以失大于得，就是老把眼睛盯住那点点家当，怕丢了这个怕丢了那个，放不开手脚，然后呢，越怕越丢，从延安起始，以下诸城无不如此。昨晚我跟同官的褚静亚师通了个电话……这个褚静亚……”胡宗南皱起眉头，一言难尽。
同官是西安的重要屏障。李振西从胡宗南拖泥带水的口气里听出门道。据李所知，驻守同官的二十师师长褚静亚是胡宗南亲自挑选出来委以重任的，当时，褚力辞不从，胡宗南抓住他不放。褚提出三个团长由自己推荐任命，并在编成后作短期整训等条件，胡一一答应。像这样低姿态地求人家当师长，在胡宗南还是第一次。对此，西安城里曾有一片感慨。
当时，第二十师只是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番号，部队在哪里？胡宗南把陕西省三个保安团拨归给他。胡在西北拉队伍有牛皮可吹，陕西等省，上至省政府主席，下至县长，差不多都是由胡宗南一手保荐的。这些地方实权人物，哪个不想着知恩图报？所以胡宗南搜集地方粮秣物资及兵员，不怎么费力，那些灭了又生、生了又灭的部队，即溃即补的奥秘就在这里。
褚静亚领命之后倒也尽心尽责，在西安年节都没过，就冒着雨雪跑到耀县、白水拉队伍。直到1月中旬才马马虎虎扯起一个毛坯。说是三个团，实际官兵3500人，许多士兵，数九寒天，身上没有棉衣，数月没有关饷，队伍跟一群叫花子差不多。褚静亚就带着这么一群乌合之众开往同官，当了胡宗南一块挂在门脸上的烂布帘子。
胡宗南压根儿就没有想守住同官如何如何，不过是摆出一副继续经营西北战场的架势而已。在这个虚招的幕后，胡宗南紧锣密鼓地组建兵团、调整部署，到1948年12月底，其九十军在蒲城地区、六十九军在三原地区以及各个掩护性质的守备部署，均一一就绪。这期间，胡的内心充满着矛盾和痛苦。十数年的苦心经营一朝一夕即成了肥皂泡泡，能说不是块心病吗？！这是任何“新战略”也治愈不了的。
1949年1月中旬，胡宗南突然把六十五军推到富平、九十军也撤到高陵附近，所有部队都奉命向北推进一步。是要调试一下其新战略的高度机动能力，还是表示对西北地盘即将丢弃的一份不甘？只有鬼知道。他这种略带浪漫色彩的情绪波动，很快又在冷冰冰的现实面前惊出了一身臭汗。这便是第一野战军1949年春季攻势的发起。
其时，彭德怀和王震正在西柏坡开会。
春季攻势由张宗逊、赵寿山、甘泗淇、阎揆要等几位组织指挥。
战役是从2月18日开始的。四军首先把枪口指向同官褚静亚的那个二十师和驻守耀县的敌六十九军，目的是要吸引敌主力西援，然后把一、三、六军压向蒲城、兴市地区，围歼敌三十六军的三十师和陕西保安第四旅。
正如胡宗南对李振西感叹的“这个褚静亚……”，同官一触即溃。关键时刻，还是胡的一道撤退令救了褚的性命。二十师在最不可收拾的情况下奉命“沿铜川（同官）、陈炉镇、富平向富县附近撤退，然后在三原待命”。到目的地一看，褚静亚才发现胡宗南刚刚配发下来的大批装备都给他的叫花子兵一路丢得差不多了。撤退路上，他的后卫团一直被解放军死死咬住不放，全师都在“且战且退”，草木皆兵。行李面粉，丢得满地都是。军官怨言不止，士兵携械开溜，部队拖到最后就剩一副骨头架子了！
褚静亚将情况如实报告六十九军军长谢义峰，请求部队休整几天。不料没有得到恩准，却得到裴昌会从咸阳亲自打来的一个电话，要二十师即刻开往泾阳王桥镇，防守龙首山，阻止解放军由淳化南进。
龙首山位于礼泉县唐陵上方，地势南陡北平，到处可以攀登，利于攻而不利于守。褚静亚太熟悉这个地方了，深知绝非自己一个二十师可以防守得了，更何况眼下二十师千疮百孔……褚静亚将实际困难再报告了一遍，请求上峰改变命令。
“军令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