役打下来，你也不休息。我听人讲，你的呼噜打得都不如从前响了。”
彭德怀的话多少带点儿含义。的确，从结束晋北战役到围攻大同及稍后集宁会战以来，贺龙心里始终不太踏实。尤其是攻打大同，因有年前绥包一仗临阵意见不一的先例，在晋北战役之前，他和聂荣臻就进行过反复酝酿，认为条件成熟，可以向中央军委拍胸脯，聂老总连包票都打下了。大同是古来兵家必争之地。它不但以煤都著称，在地理上北接绥远、东连察哈尔，还是平绥铁路和同蒲铁路的交会点。中央军委统揽全局，急于攻占大同，一听说有必胜的把握，立即批准聂、贺的方案，希望晋察冀和晋绥两大军区“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坚决夺取之”！结果，又是个遗憾，大同打了个空，再次草草收兵。
彭德怀对此仗的得失似乎看得比较客观。他说：“不管怎么样，半个多月就歼灭国民党军8870人，也算败中有胜嘛！”
贺龙深知彭德怀的战场谋略极为讲究，胜负看得也很重。之所以这么讲，是一种理解与宽慰。于是，他坦然地笑了笑，“败就是败，一仗打下来，既没有实现攻城预期，也没有达到攻城目的，还搞丢了两个点，使张家口处于东西两面夹击的不利形势，不是败是啥子嘛！”
彭德怀很喜欢听贺龙像这样率真而又诚恳地评述战事，可惜这样的机会并不多，既然已经说到话头上，他决定“抛砖引玉”，因此将毛泽东最近多次重申的一个观点引用过来。毛泽东总结了国共两军近期交手的经验，特别强调要相对集中优势兵力，着重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然后敌占据之各据点自然容易被我收复。为实行此方针，应采取围城打援的办法。围城的目的不在得城，而在打援。彭德怀说：“得城很重要，歼敌有生力量更为重要嘛！”
两位老总的讨论使悟性极高的王震大受启发。他高兴地嚷道：“我看，这里面有辩证法！唉，一年来紧紧张张，要找点儿时间好好补补课啦。”
贺龙满意地点头。彭德怀也笑了：“主席要你‘重整旗鼓’，这才是重整旗鼓的样子嘛！否则，你们将来怎么把三五九旅旗帜插到北平城头上啊？”
横山起义兄弟分道扬镳，雄师成形兵分一二三纵
彭德怀、贺龙、王震三人聊得正起劲，杨尚昆过来了。他歉意地朝大家点下头，说：“主席让我跟彭总招呼一声，今晚习仲勋和张德生同志要向军委领导作一次详细汇报，中心内容是胡景铎的横山起义，现在是万事齐备，只欠东风了！”
彭德怀捏着酒杯的手一摊：“还要么子东风？主席点个头就干呗。我跟王世泰和张仲良都商量过了，在联防军的教导旅、新四旅、警三旅和曹又参的新编第十一旅，各调一部兵力，配合行动，应该万无一失了嘛。贺老总你看呢？”
贺龙有点儿忧心忡忡，想了想，说：“横山起义没问题，攻打榆林要慎重。邓宝珊不是别个啊……”
彭德怀最想打的，恰是榆林邓宝珊。邓部盘踞榆林、横山的陕蒙边区，与洛川以南胡宗南大军遥相呼应，长期以来对陕甘宁边区大后方造成威胁。前些日子胡宗南抽去主力到陕南围追堵截李先念、王震他们，北边邓宝珊就小动作不断。特别是横山境内石湾、高镇和武镇三地，凶刀一般伸进边区，绥德到三边的要道被它割断。从军事上看，一旦双方打起来，也势必影响中共方面战略回旋。钉子不拔，后患无穷。而要解决根本问题，还必须把邓宝珊这棵大树扳倒。为此，毛泽东曾多次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要他加强陕甘宁边区北线工作。
习仲勋的“北线工作”早在半年前就进入实质性步骤。那还是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议之前的1946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确定在加强自卫战争的同时，发动全党做统战工作，派久经考验的得力干部到国民党内部，争取一切反内战积极分子。习仲勋找到时任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的师源，两人盘腿坐在炕上细细合计起来。
习仲勋说：“得有个工作目标，最好是国民党中上层军官，此人应该有很强的活动能力，有思想，有号召力……”
师源当即想起一个故旧，这人叫胡景铎，从小受民主思潮影响，年轻时就同共产党有过密切来往。“我们相识大约是1938年，”师源回忆说，“那时他在富平县庄里镇，我印象中他思想一直比较进步，后来他到国民党高桂滋部队当上补充营营长，有一次带兵途经富平，县工委邵武轩书记趁机给他塞了一批人，记得好像是40多人，清一色的义勇军青年。另外，邵书记还把我和刘茂坤等几位党内同志也派进去了，让我们长期做胡的工作。可惜，我半途在西安调干学习，离开了胡部，一别再没见着，也不清楚他现在的下落。”
“人如真的可靠，上天入地也要找到！”习仲勋大感兴趣。
“当然可靠！”师源肯定说，“据我所知，抗战期间他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一直不满，多次因为跟日本人动真格的而被调离前线。前年春上，他在国民党第十七军当二五二团团长，驻防甘肃固原，拒不执行封锁边区的政策，还当面跟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