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亦不难看出，他铁定心思要以摧枯拉朽之势，救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解放”二字如旭日东升，即将喷薄而出！
三天后，延安方面又一份电报追过来，口风更为犀利：“一切同盟国的统帅中，只有你一个人下了一个绝对错误的命令。我认为你的这个错误，是由于你的私心而产生的，带着非常严重的性质，这就是说，你的命令有利于敌人。因此，我站在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坚决地彻底地反对你的命令，直至你公开承认错误，并公开收回这个错误命令之时为止。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帅的军队，配合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
包括许多老牌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篇妙文，体现了有理、有利、有节，蒋介石几乎成为被告而被押上道德法庭。自从江西“戡乱”“剿共”以来，整个抗战期间，他差不多总是陷于此等困境。但蒋介石就是蒋介石，即便有像西安事变那样的莫测风云，他也时刻忘不了“攘外必先安内”这句禅言。
然而，这次蒋介石不能不作出后退一步的姿态。其中奥秘，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几十年后一语道破。杜认为“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个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
毫无疑问，完成这一切不但需要时间，也需要名分。“盟邦”希望蒋介石拿出万全之策，把八年来一直与敌血战而历尽千辛万苦的共产党晾到一边，使中国实现在国民党领导下的“和平统一”。这样，美国人的指挥棒就可在亚洲大陆获得永久性权威。
赫尔利在这个历史关头注定要扮演重要角色。他须在蒋介石摇摆不定的天平上加重砝码。只不过，他们并非心有灵犀，而是同床异梦。赫尔利的眼界与杜鲁门尚有差异，以他在和平理想方面的天真或对中国问题的盲目乐观，怕是难以吃透蒋氏和平高调下的操刀之实。此时，中共已把发动内战的帽子扣到蒋介石的头上，蒋介石想藏而不露是不可能了。无论是战机所需要的时间，还是战争本身所需要的名分，都要求蒋介石作进一步的政治表演。
因此，和平谈判就成为蒋介石合理的选择。赫尔利坚定地认为，国共两党只要各让一步走到谈判桌前，中国的问题兴许就会柳暗花明。
毛泽东“店小”握真理，蒋介石“家大”玩虚招
就在毛泽东口诛笔伐至为酣畅的第二天，他突然收到重庆发来的一封急电：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显然，蒋介石把球踢过来了。他料定毛泽东没有去重庆的胆量，所以电报发出的同时，又电令驻延安的两位联络参谋，当面探问毛泽东的答复意见，明摆着想通过立逼表态的方式，让中共精神上受到挫伤。事实是，他压根没想到毛泽东会应邀前往，更谈不上认真思考彼此坐到一张桌子面前来“共同商讨”。
毛泽东一看蒋介石的电报闭口不谈“认错”二字，也根本没有收回成命的意思，倒是对自己“惠临陪都”“悬盼之至”，也就大体明白这位居高临下的委员长唱的是哪一出了。于是，毛泽东立即避虚就实，揪住老蒋的尾巴，复电：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电报发出后，毛泽东立马派人去见国民党联络参谋周励武和罗伯伦，通报他们说：“毛先生不准备去重庆，待蒋委员长答复朱德电报后，再作考虑。”
蒋介石见到回电，更加确信毛泽东不敢赴渝。曾几何时，十年内战的“戡乱”岁月令人记忆犹新，蒋委员长开出天价悬赏毛泽东的人头，从江西追杀到陕北，几乎就没有停止过。
如今，这才过去几天，又让毛泽东到重庆和自己面对面“谈判”，他毛泽东难道还会吃了熊心豹子胆不成！三天之后的8月20日，蒋介石跟着追发电报，措辞益发情真意切，力促毛泽东去重庆“共定大计”。
以毛泽东的性格，跟老蒋的这个劲儿必须得较到底。然而，另一种政治因素他不能不顾忌，一向以太上皇自居的斯大林，竟连续两次通过苏共驻延安情报员向中共中央转达意愿，希望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斯大林的话硬度较高，扔在地上咚咚响，他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了，要再打内战，就有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
“把民族引向灭亡”当然不是任何中国人的愿望，可如果中共不与蒋和谈，似乎就要承担内战责任。斯大林要的是国家利益。他必须确保蒋介石执行1945年8月14日和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