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长脖子，目光投向不远处的沟沟坎坎。
周恩来接上话茬：“这里的山沟是听从老天爷安排的，下大雨就涨满水，有时候还会发山洪，不下雨就又干枯了。”
赫尔利滔滔不绝起来：“……在美国第四十六州俄克拉荷马，可以通过鱼儿翻腾的浑水，来判断什么时候鱼群会溯流而上……”
包瑞德上校总算逮着机会，翻译过程中大肆发挥，空气由此活泛开了，直到“迪克西使团”驻地，大家轻松愉快地喝茶，继续谈天说地。
毛泽东及中共领导集团给赫尔利大使的第一印象，就这样一点点地扩展开来。它甚至让赫尔利对成功把握中共这支红色力量，一度抱有一丝丝说不清楚的自信。一年来，美国朝野在对华援助问题上，鉴于国民党军队抗日业绩每况愈下的情形，滋生出越来越多的抱怨与不满，而中共敌后武装与美国空军配合抗战这样的好消息却在与日俱增。各方面情报都表明，那个终日穿着灰粗布上装、曾经放过羊的中共高级指挥者，手臂挥舞之间的力量越来越不可小觑，需要美国外交官们格外关注，“扶蒋容共”在一段时间内，甚至成为赫尔利秘而不宣的指导思想。然而，就在这个波诡云谲的年头岁尾，形势很快出现“颇难逆料”的转折。
距赫尔利延安之行也就两个月，1945年1月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海滨雅尔塔皇宫，美国总统罗斯福竟和英国总统丘吉尔、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无视中国意愿、摒弃中国首脑在场的情况下，秘密签订了包括以下三项内容的《雅尔塔协定》：一、史属中国领土的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割让给苏联；二、中国大连港国际化，苏联在港有优越权，并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三、通往大连的中东和南满铁路由苏、中共同经营，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
此外，当然还包括外蒙独立等一系列有损中国利益的内容。如不答应，斯大林就拒绝出兵东北。蒋介石幻想中的铁杆朋友罗斯福，关键时刻还是出卖了盟友，他除了“震惊”和“痛愤”之外，无计可施。所有外交斡旋都留有赫尔利的影子，无论个人感觉如何，他的原则永远不会改变——为了美国人的利益而战。
这是个无理可讲的强权世界。美、苏两国的谈判桌上，同为战胜国盟友的中国政治局势，竟然成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赫尔利心里早有底数，连小小的《中央日报》副主笔胡秋原，都敢于面对他的威严拍着桌子吼叫：“我有权为中国的事，对一个自称为中国盟友的美国代表讲中国人的意见……”并写出《参议院胡秋原对中苏谈判之声明》，可想蒋介石和毛泽东在民族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都不可能存在半点儿犹疑。剩下的就是苏联人与美国人的利害权衡与利益抉择了。苏联人希望出兵打败日本人本是多年的夙愿，可他们偏以损害中国利益为要挟，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美国人要的只是一个听话的中国，半真半假的基督徒蒋介石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顺理成章地由“扶蒋容共”走向了“扶蒋反共”。
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公开发表讲话，声称鼎力支持蒋介石政权，表明美国决不会向中共提供武器的态度，因为“只要仍有强有力地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政党和军阀，中国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统一”。此前，他还电告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中共全部策略表明，要推翻国民党统治，获得“对中国的一党专制”。这当然也是罗斯福的态度。在蒋介石醉心于暮春重庆黄山官邸的景致而“深感欣慰”时，延安则断然宣布：不许美国观察组派员再到前方，特别不准他们进入中共根据地。新华社的评论也明确指出，赫尔利和蒋介石上演双簧，“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
“中国通”赫尔利一厢情愿，“西北王”胡宗南浮出水面
在美国人明确表态的同时，斯大林也痛下了决心。这从苏联突然更换驻华大使可以见出端倪，形势发展之快超出了蒋介石警惕范围。本来，老蒋始终坚信：“只要美国不为中共声援或袒护，则苏联亦绝不敢以武力助共，故对共党问题，我必能自了之。”到1945年的5月28日，斯大林还与美国特使霍普金斯再次达成共识，斯大林明确表示“将尽一切可能促成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下之统一，并特别声明没有一个中共领导者有足够力量统一中国”。斯大林甚至对蒋介石信誓旦旦地保证：“我们不支持他们（中共），不帮助他们，我们不打算这么做……以前我们向蒋介石提供了援助，今后还将是这样。如果有必要援助中国的话，那么这种援助将提供给蒋介石政府。”斯大林非常肯定地答应不向中共提供武器，认为国民党政府力求合并军队和建立国家统一的政权，是“完全合法的愿望，因为国家应有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府”。
然而进入6月，嗅到异味的蒋介石，不得不在大半个月里连续三次召见俄国大使彼得洛夫，重述列宁时代的对华政策，希望中苏交往能以此为基础，甚至于允诺：“英国如能保有香港，苏联应亦可以保有旅顺。”这样的外交回应，可谓身段柔软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蒋介石那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