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必将难保。我们一定要赶在共产党的前面，解除这些心腹之患！”蒋介石下了最后的决心。
“报告！”似乎为了证实蒋介石的决心正确，军务局长俞济时气喘吁吁跑上望江楼，手中捏份电报，神色极度紧张。
蒋介石接过电报一看，牙疼般地嘘了口气，颓丧说道：“经国，我们又晚了一步……”
蒋经国急忙拿过电报。电报是顾祝同、胡宗南联名签发的，说刘、邓、潘已于一个小时之前宣布起义……
回军校途中，经过成都市郊的枣子巷，蒋介石执意下车，要去祭扫戴季陶墓。戴季陶和陈布雷一样，是国民党内有名的“文胆”之一。他也是见国民党大势已去，怀着无力挽狂澜的悲怆心情而步陈布雷的后尘，于陈布雷自杀三个月后服用大剂量安眠药，在这个幽深的小巷里以死表明耿耿之心的党国“忠臣”。
细雨依然在飘，寒风依然在刮，汽车在枣子巷口停下。
蒋介石拒绝了蒋经国和侍卫长的搀扶，缓缓向墓地走去。
望着父亲微弓的背影；想着那位体态单薄，面部清瘦，穿一袭浅灰长袍，着一双浅口布鞋，操一口四川成都话的亡灵，蒋经国的心中一片苍凉。
墓地到了。
一个普通的土丘，爬满了荒草枯藤。土丘前镌有“戴公季陶之墓”几个大字的石碑，在凄风冷雨的打击下，流着行行清泪。
蒋介石站立墓前，默默致哀：“季陶，你要好好安息……中正对不起你呵！……”蒋介石哽咽着，喃喃自语。
许久，他突然俯下身去，在墓前掬起一捧成都平原黝黑的泥土，对着墓碑说道：“季陶，中正向你告别了……”
说罢，他掏出手帕，将那捧掬自大陆的泥土小心翼翼地包好，转身向汽车走去。他的步履是那样的沉重，走得是那样的恋恋不舍，以致每迈一步，都让蒋经国感到一种生离死别的苦痛。这一刻，蒋经国真正理解了，父亲执意要来这里，不仅仅为了凭吊戴季陶，而是在向成都、向大陆作最后的告别……
第二天上午，成都商业街的励志社人头攒动，一向深居简出、讨厌记者的蒋介石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记者招待会。
闻讯赶来的数百名记者十分惊讶，弄不清已经山穷水尽的蒋介石何以搞得如此张扬，于是纷纷提问：“请问委员长，共军已兵分两路对成都形成夹击之势，而且日渐迫近，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制定的川西决战计划已经放弃或是失败？”
“处此异常严峻时刻，委员长有何良策？”
“据说，自昨天起，兵临城下的共军突然停止了进攻。是不是国共达成了什么协议，让北平和平解放的一幕在成都重演？”
“刘、邓、潘昨天宣布倒戈，是不是和平解放成都的预兆？”……
蒋介石对所有的提问充耳不闻，无论是“刺耳”的还是“过分”的，一概不予抨击或理睬，直到记者们问得没有兴趣了，才轻轻咳嗽一声，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诸位，我在此郑重宣布，中正将于近日离蓉赴台，主持革命实践学院……”
全场一片哑然，只有蒋介石平静而低缓的声音在回旋。
“我早就说过，共产党是打不垮我们的，打垮我们的是我们自己。一九三六年，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让共产党起死回生；八年抗战，是日本人帮了共产党的大忙；而在这戡乱建国的四年里，党国阵营里又出现了许多见利忘义、贪生怕死的不肖之徒。远的不说，眼前就有云南的卢汉，四川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还有郭汝瑰……是他们出卖了党国！”
蒋介石的声音因痛苦和激愤而变得越来越尖利。
“不庸讳言，正是由于他们的叛变，使得我们精心策划的‘川西决战’流产了！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叛变，使我们最终认识到，要战胜共产党，就必须建立起一支不为做官而毕生拥护三民主义的干部队伍！因为我们的党已失去了灵魂，我们必须重建国民党！……为此，我们在台北草山创办了一所革命实践学院，由我主持校政。以后党国的干部需轮流送去学习、训练。这个学院能否办好，关系到党国能否新生、戡乱救国能否胜利的大计。中正去台后，西南反共之重担，军事上借重胡宗南长官，行政上仰仗王陵基主席。诸位，”蒋介石说到这里，话锋一转，“现在虽然形势维艰，但政府还不是毫无办法。请诸君记着我在抗战时就说过的话，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失败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失败。成都万一不保，我们还有西昌反共基地。只要我们再坚持三个月，整个大陆乃至整个世界都会出现转机。因此，我再一次郑重告诉诸位，历史上不乏虽经九死一生而最终挽狂澜于既倒之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也终将证明，一个浸润、继承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国民党，必将取得最后之胜利！”
最后，军务局长俞济时十分适时地一声高喊：“散会！”
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结束了。
而解放军进攻的炮火硝烟，已经浓重地飘入了这座因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