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中央军校的黄埔楼上，蒋介石凭窗站立，透过萧瑟的初冬微雨，久久地凝望着尚在他手中的最后一个大陆城市。
“父亲，外面还在下雨……”蒋经国怕父亲着凉，轻声劝道，“我们乘汽车。”蒋介石已经在整理服装。
“去哪里？”
“我想……再去看看成都。”
“外面很不安全啊，父亲。”蒋经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爱父亲。一年来，国事日趋没落，而他们父子间的感情却到了空前的、相依为命的程度。
蒋经国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从重庆到成都短短的几天里，军校周围险象环生。蒋介石一日数惊，已经多次险遭不测。先是贴身卫士上厕所，将手枪皮带搭在隔板上，转眼不翼而飞。校方和警卫部队挖地三尺查了整整一天未果，当晚传来几声枪响，又发生了奇怪的“走火”事件。接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军校围墙外的一个草棚里，发现了一门共军地下党秘密安置的迫击炮，炮口已经精确地对准了蒋介石下榻的黄埔楼！……
窗外，细雨凄迷。极目处有一丝云缝透过些许光亮，明明灭灭，闪烁游移。
“父亲……”蒋经国走到父亲面前，还要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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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告别了重庆，又要告别成都，无限的眷恋之情使得固执的蒋介石愈发地固执。说着，他已大步下楼，向无尽的夜雨中走去。
蒋经国急忙拿起父亲那件既保暖又防弹的黑色披风，一边赶紧安排，一边追下楼去。
一行三辆别克轿车刚刚启动，蒋介石又说：“先在军校巡视一圈。”汽车紧急调头，刺耳的制动声划破车窗外的雨雾。
蒋介石正襟危坐，双目微阖，并不注视车窗外的一切。
他对这座号称“黄埔第二”的中央军校太熟悉了。自从抗战结束退往大后方，每次莅临成都，他都下榻在这里，因此不必睁开眼，他也知道汽车正经过哪里。
身后的黄埔楼，是他在大陆最后一次部署决战计划的地方。
那天，从重庆一到成都，他就在一楼的大厅里召开了紧急作战会议。会上，胡宗南又一次向他提出“放弃成都，撤守西昌”的建议，他听后拍了桌子，训斥道：“成都必须坚守！从此以后，再言撤守西昌者，以动摇军心论处！”
其实，他的这些话是说给刘文辉、邓锡侯等地方实力派和那些杂牌军将领们听的。在放弃重庆时，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成都终将难保，只有采取几个月前他曾经否定过的胡宗南、宋希濂提出的计划，即把胡宗南的主力撤往西昌他已暗自形成了腹案。他之所以未把这个方案公之于众，并不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而是想用“死守成都”的决战高调，掩盖他“一石三鸟”的目的。即：其一，施放烟幕蒙蔽他人，确保嫡系胡宗南部顺利撤往西昌，以保存实力，同共产党长期周旋；其二，利用目前尚驻守在成都平原的非嫡系部队，以及那些从川东败下阵来的残余部队与解放军纠缠，掩护胡宗南的部队在西昌从容部署；其三，稳住地方实力派，待胡宗南正式西撤之时，彻底解除刘文辉、邓锡侯的兵权，改编其部队，消除肘腋之患。
为了实现这个秘密计划，他在黄埔楼里走马灯般传见各方面的人员，频繁地变换着面孔和手段，做足了誓与成都共存亡的表面文章。
他在黄埔楼的小客厅里召见了从川东溃败下来，落荒逃到成都的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没有一句责备，没有半点追究，反而慰勉有加，命他收容并统一指挥已被共军打散了的宋希濂所部，参加成都决战。这使得惶惶不可终日，唯恐当了替罪羊的陈克非激动得涕泪纵横，啪地立正说道：“绝不辜负校长重托，誓与共军决战到底！”
他在黄埔楼的办公室里握住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的手，像没顶之前抓住了船板。十八兵团是胡宗南部的主力，在川西正愁无兵可用的关键时刻从秦岭撤到成都。得知这个消息，他自然把李振视作忠勇双全的心腹，将撤守西昌的重任交付给李振。
他准备在黄埔楼的宴会厅里宴请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但请了几次都被他们以各种借口谢辞。他火了，骂道：“不要说我请他，就是我死了，他们也该来送葬呀！”骂过之后，他对这些地方实力派更加警觉了，除掉他们的决心也更大了。
他只觉察到刘文辉、邓锡侯这些人有反叛之心，却没想到，半个月之后，连陈克非、李振那样的人也倒戈起义，投向了共产党。
汽车驶下武担山，进入开阔的平地。蒋介石知道，他已经来到了曾经多次阅兵的军校大操场。骤然间，他的眉头紧锁，脸上一片晦暗。
八月份，他在这里阅兵。一辆坦克在他的注目礼中隆隆前进，不料刚好开到检阅台前，突然熄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依然是只冒黑烟不能进一步，不得已用了几辆卡车才把这个庞然大物拖将出去。这一次到成都，为了冲冲晦气，也为了用他的声望提高部队的士气，稳定民心，他又在这里举行了更为隆重的阅兵仪式。
这是他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