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准备以第十一军一部出老厂，监视重庆之敌，主力相机解放重庆。第十二军收到命令，立刻加快了向綦江前进，追歼敌陈春林第四十四军的步伐；并准备尔后直趋顺江场，横渡长江，迂回重庆。第五十军向涪陵疾进，准备渡江……
恰在此时，刘邓收到毛泽东十一月二十七日发来的电报。
据报，蒋介石令胡宗南以汽车八百辆运其第三军到重庆。请注意：（一）是否能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到重庆。（二）我向重庆方面攻击之各军是否有必要稍为迟缓其行为，以利吸引较多之敌军据守重庆而后聚歼之。因为蒋介石自己在重庆，可能打一个聚歼汤恩伯于上海那样的好仗。
电报是商量的口气，但“稍为迟缓”这四个字却似毛泽东下定的决心，因为他的理由很充分，这就是“蒋介石自己在重庆”。
作战命令已经下达，各部队已经依令行动。难道野战军的判断和决心真的有什么偏误？
刘邓认真地审视着自己的决心，审视着当前的战场态势。审视的结果——决心符合实际。
问题重又归结到蒋介石能否像守上海那样死守重庆。
刘伯承说：“我看，蒋介石不会死守重庆。一旦我五兵团控制泸州、松山一线，便截断了胡宗南兵团进入滇、缅的退路。这样，蒋介石势必放弃重庆，转而加强成都、川西与康东沿线，以便退入西康，转进云南。我们应该避免造成这样的局势。”
邓小平说：“另一方面，南川的罗广文兵团已成强弩之末，一旦将其拿下，占领重庆则如探囊取物，蒋介石也失去了死守的条件和意义。况且，我军在军事占领西南的同时，应着眼经营西南。重庆是西南重镇，工业发达。只有早日夺取重庆，不给蒋介石从容破坏重庆工业的时间，才能依托重庆，供给大军，经营全川。”
基于以上分析，刘邓当天给毛泽东回电，说明情况：
蒋介石调第三军援重庆，系建筑在罗广文能守住长江南岸綦江、南川地区，孙震能守住由涪陵迄万县江防的前提下。如果我在南岸能基本歼灭罗广文，而孙震兵力又感单薄，蒋可能改变其计划。我西路三个军至迟十二月十日达泸州、乌江江边，如我迅速控制泸州、松山之线，胡宗南退滇之一条公路线即被截断。因此敌一经发现我进到叙水、赤水，即将考虑加强川西康东之沿线。我如能在江南歼罗，则重庆较易夺取。早点夺取重庆，使工业不受大破坏，则我可早日依托重庆供给大军，经营全川……因此，我们意见仍以尽可能提前渡江，并视情注意或夺取重庆较为稳当。
据说，毛泽东读完这封电报，立刻请来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仔细征询了总参谋部的意见后，连声说道：“小平、伯承有胆有识！他们在第一线，最有发言权。”
第二天，毛泽东回电——
刘邓张李，并告贺李，林谭萧：
感酉电悉。我所顾虑者，是怕重庆敌人利用我三个军尚要十二月十号才能占领泸州。我十一、十二等军向重庆进得太早，致使敌不敢据守，向上游或向成都逃掉。但如你们认为罗广文被歼后，重庆已无多兵防守，蒋军势必早日逃走，不如迅速占领重庆较为有利，则你们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是适当的。如重庆之敌并无逃走之意，则十一、十二军于歼灭罗广文后，于重庆上游渡江占领江北一段，然后看情形再定攻城计划，似较适宜。请依情况发展酌定之。
于是，原定于十二月初解放重庆，经过几封电报往来，不但没有推迟，反而提前了时间。十一月二十九日清晨，第二野战军下达了速歼长江南岸之国民党军、相机占领重庆的命令。
第三兵团接到命令后，陈锡联立即指挥第十一、十二和第四十七军等各路劲旅，在百余公里宽的战线上，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山城重庆扑去。战役态势图上，数路兵锋直指重庆。一字排开的红色箭头中，跑在最前面的是十一军的三十一师。
“这个杨国宇，杀回老家了，冲得比谁都快。”刘伯承指了一下地图，笑着对邓小平说。
“心情可以理解。”邓小平也笑了，“当了那么多年的‘不管部长’，好不容易捞上个带兵打仗的机会，又是亲手解放家乡，他杨大人自然是当仁不让，一马当先。”
杨国宇在进军西南时几次三番要求下部队带兵，除了想亲手解放家乡，也怕错过这个机会，从此没有仗打了。因此他一到十一军担任参谋长，便像足球场上多年的后卫一下子变成前锋，哪里的仗打得激烈他就往哪里冲。人们对杨国宇也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每次作战都全力配合传中，让他一脚射门。
这一次接到总攻命令后，十一军军长曾绍山又像足球队长一样，对杨国宇交代了“只有穷追，才是胜利”的八字方针，便派他率三十一师先行渡江，直插重庆。
下午三时，杨国宇和三十一师副师长胡鹏飞率第九十一团抵达长江南岸，在南温泉一带打了一仗，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营。打完仗他才从俘虏嘴里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天字第一号”部队——胡宗南的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