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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三月
西柏坡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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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素得就像一个黄沙蒙面的山里汉子一样的西柏坡，在世界的天平上有它沉重的砝码。
一月三十一日那天，毛泽东破例清晨即起，在村外散了会儿步，就回到那个有着一棵柿子树、一个石碾子的庄稼院里。已经立春了，地还没有开冻。柿子树的枝杈光秃秃的，极肃然地默立在屋前。毛泽东跺了跺脚上的土，往屋里走，只听噌的一声，肩头划过一个东西。他抬眼一看，只见燕子衔着春泥飞到屋檐下。噢，它在做窝。毛泽东的眼里闪出惊奇，站住了。
太阳升起一竿子高，毛泽东还站在那里。警卫员在毛泽东的肩上披了件皮大衣。“拿了去。”毛泽东晃了晃肩，“西柏坡比西伯里亚暖得多！”
他在等苏共中央高级特使米高扬。以少有的耐心在等。
淮海战役的胜利。使得世界的天平发生了倾斜。纽约《先驱论坛报》曰：“在生活步调一向是缓慢的中国，局势正急转直下地接近了高潮……这一次将是一个伟大的高潮，因为南京政府遭到的悲剧显示出一个时代的结束。”美国众议员肯尼迪说：“我们在二次大战后与中国的关系乃是个悲剧，先前所存在的，竟被我们的外交官和我们的总统一扫而光了！”
南斯拉夫斯普利特市中心广场上，悬挂起大幅中国地图，鲜艳的小红旗被插满了长江以北。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盛赞中国的战略决战“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对于改变世界力量对比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东德及美国的工人阶级和领袖热烈祝贺这一决定性的胜利。
而中国共产党视其为楷模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淮海战役胜利后，只在《真理报》第四版极不显眼的“塔斯社通告”一栏上，挤了五行字的消息。
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大关注与感情的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在捷克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听到淮海战场即将落下帷幕，她便急如星火地从布达佩斯到了莫斯科，准备由此赴华采访，但她却未获准签证。她在莫斯科听到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的消息，却是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里。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国民党的行政院由南京迁至广州后，苏联的大使馆也随之迁向广州。而这时英、法以及美国的大使馆都还在南京没有动。
苏联的这种态度不仅重重地伤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内心情感，更严重的是造成了党内一些同志的思想混乱，对“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产生动摇，担心会由此爆发世界大战。
中国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被推到了长江边，江风凝重了。
斯大林电告他的特使要来中国，而且是“秘密”地来毛泽东居住的这个小山村。这个“招呼”，斯大林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就打过，他说要派一位老练的政治局委员来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一等半年，毛泽东明白，那个习惯叼着大烟斗的“钢铁”领袖在等待风云变幻、时局发展。
现在他的特使来了。但中国共产党已非三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亦非当年的共产国际。中国的事情再不会任人摆布，革命没有“老大”，只有“真理”。毛泽东的名字与“钢铁”无任何联系，然而他不乏“钢铁”的坚硬。他的字——“润之”，颇有些阴柔之气，而以柔克刚是典型的中国文化。毛泽东的坚韧与狂放将伟人的气度和诗人的浪漫绝妙结合，使他在中国艰苦卓绝的革命中横空出世，在中国共产党一大批杰出领导人中独领风骚。随着中国革命的日益辉煌，毛泽东卓越的领袖才能，无可奈何地被某些不愿承认这些的大国领袖们所承认。
毛泽东专注地望着屋檐下，燕子专心致志地做它的窝，一根草，一坨泥，做得十分精细。
白色的太阳一点点爬高，气温却并没有明显升高。
中午，高大魁伟的米高扬终于驾临。米高扬说他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见的——只带着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这位特使的沉稳和措辞的谨慎，使毛泽东感到斯大林确实派了一个老练的人来。
连续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中共的首脑和米高扬进行着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气氛外松内紧。仅仅带着“耳朵”来的米高扬，不止一次将话题引到世界第三大河——长江。
会谈中还提到美国的原子弹。毛泽东意味深长地笑着，说：“那是只纸老虎。”米高扬尴尬地耸了耸肩。
苏联的代表团来得诡秘，走得急促，自始至终未被蒋介石、李宗仁所知。
毛泽东的思路不会为他人左右。中国革命已经接近胜利的边缘，全中国的解放指日可待。让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中国共产党人此时放弃自己的理想，那是不可能的。新年之初毛泽东就向全国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他不步楚霸王的后尘，也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
二月十一日，米高扬离开西柏坡的第四天，毛泽东下达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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