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翟光栋给粟裕检查身体。
天已经黑透，邓小平还没有到来。
战场上的诸事并没有因总攻的结束而结束，因巨大的胜利而在双堆集战场上出现的混乱现象，邓小平要迅速制止；部队的休整和战后的政治工作，邓小平要及时部署；黄维、吴绍周等一大批陆续抓到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邓小平需亲自安排处理；纵队政工会议还没有结束……当这一切刚刚就绪，邓小平又叫来作战科长张生华。
“把账本拿来。”
张生华知道邓小平说的账本是什么，立即将部队在此役中毙伤、俘获敌军的统计表拿了过来。
这已成了惯例，每次仗打完，对于统计表，邓小平要亲自过目。
邓小平仔细地看了一遍，拿起笔，正要改动，张生华报告道：“邓政委，这个数字已经打过折了。”
这也是邓小平的规矩——对于下面统计的毙伤敌军的数字，他打七折后，才向中央军委上报。他常交代部属，不要好大喜功，统计要求实、过细，统计的毙伤数不能比实际的多。张生华深知邓小平实事求是的作风，每次统计都反复核实，而后再打个七折。
邓小平又抬起眼，问：“另一个呢？”
张生华又将另一张表格递了过去，这是中原野战军在双堆集战役中阵亡干部的名单：
王锡山，一纵一旅二团副团长，中共党员，河南新乡人，时年三十岁；
晋士林，一纵二旅四团团长，中共党员，山东聊城人，时年三十五岁；
刘杰，二纵四旅十二团副团长，中共党员，山东人，时年二十八岁；
申文俊，二纵六旅十六团参谋长，中共党员，河北丘县人，时年二十九岁；
何谓信，四纵司令部通信科政委，中共党员，湖南汝城人，时年三十二岁；
张铎，四纵二十二旅六十六团参谋长，中共党员，辽宁盘山人，时年三十三岁；
铁克，六纵十七旅司令部副科长，中共党员，陕西西安人，时年三十一岁；
陈鸿汉，九纵二十六旅七十八团参谋长，中共党员，山西夏县人，时年二十九岁；
李光前，十一纵三十一旅九十一团团长，中共党员，安徽金寨人，时年二十七岁；
何炳确，十一纵三十一旅九十二团副团长，中共党员，四川剑阁人，时年三十六岁；
杨侠生，豫皖苏军区独立旅三十五团参谋长，中共党员，河南杞县人，时年二十七岁；
此役中原野战军阵亡团级干部十一人，营级干部五十六人，连级干部二百四十二人，排级干部三百七十三人，战士五千五百零一人，总计六千二百六十五人；负伤指战员总计二万零五百一十五人。共有二万六千余解放军将士，血洒江淮大地。
邓小平看了一遍，又看一遍，说：“这些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子，是应该像刘司令员说的那样，绘像挂在‘凌烟阁’啊！”
这句话已得实现。新中国成立后，“凌烟阁”便成了淮海战役纪念馆、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夜已深沉，纵队政工会议结束后，邓小平跌坐在土炕上，长长地嘘了口气。不待嘴合拢，他“哎”了一声，突然想起什么，从衣袋里摸出一张很长的纸，对张际春说：“这张单子上列了二十几封中央来的电报，都是和作战没有直接关系的，还没顾上答复，请你逐一起草复报。”
张际春接过来，说：“邓政委，你放心去蔡凹吧，车已经在门外了，这里的事都由我来处理。”
“好。”邓小平说着往炕下跳，头一懵，眼前金星四溅，一个趔趄，险些摔倒在地。
“邓政委！”张际春、宣传部长陈斐琴一把将邓小平扶住。
“嗬！”邓小平稳了稳神，笑道，“给我放了场礼花嘛！”他推开伸过来的手，下了炕，似乎被什么硌了一下，把手伸进衣袋里一摸，摸出一个黄澄澄的苹果。不知是舍不得吃，还是没有时间吃，也许压根忘了，苹果的皮蔫腾腾皱巴巴，在他兜里有些日子了。
“这是华东人民送来的香蕉苹果，算你们有口福，还没有在我口袋里变成苹果酱。来，每人一份，共享胜利果实。”说着用小刀将那个又蔫又皱的苹果一分三瓣，拿起一瓣，边吃边向外走。
张际春将身上的棉大衣脱下，披在邓小平肩上：“雪下大了，外面冷。”邓小平点点头，嚼着苹果上了车。
第二天早上，谭震林才从前线脱身，赶到蔡凹。五位淮海战役总前委委员，终于得以团聚。
淮海战役以来，这是总前委五位委员第一次聚在一起。然而，研究的中心议题不是淮海，不是杜聿明，而是渡江作战。
一场大战尚未结束，另一场大战又将金鸣马嘶，五位委员说不清疲劳还是亢奋。容易激动的陈毅竟脱去了棉衣，招呼警卫员煮些咖啡来。咖啡不难弄到，缴获的战利品中有的是。为难的是这些农家子弟都是喝玉米粥长大的，弄了口锅，放上水，倒进那黑糊糊的玩意儿，左煮右煮，怎么也煮不黏糊。
“放